分類規定形同虛設——
生活垃圾處理收費是不是一劑良藥?
“迄今生活垃圾分類制度有名無實，到處擺著分類垃圾箱，但少有人執行分類，即使個人執行了也不知道后邊是怎么處理的。”6月25日分組審議固體廢物污染環境防治法修訂草案(以下簡稱草案)時，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蔡昉在發言中認為，既然立法，應該有更強制性、更有約束力的規定，比如草案第38條提及的“國家推行生活垃圾分類制度”，應該將“推行”改成“實行”，即實際執行法律確定的制度。
根據《2018年全國大、中城市固體廢物污染環境防治年報》，2017年全國202個大中城市生活垃圾產生量超過2億噸，僅北京就有900多萬噸。
但多名發言者評價，垃圾分類制度雖然在我國已提出多年，但直到現在，即使在北京、上海這樣的最發達城市，垃圾分類規定仍形同虛設。
在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張春賢看來，與傳統填埋、焚燒等方式相比，垃圾分類處理環節更多、標準更高，需要完整的產業鏈支撐。
“比如運輸，現在大多數的居民區、公共場所都有分類垃圾箱，但分類運輸不完善，即使前端做到了分類投放，在運輸環節卻又混合在一起，導致分類效果大打折扣。”張春賢建議，加強處理鏈(產業鏈)建設。
草案第50條明確，按照產生者付費原則實施生活垃圾處理收費制度。這一規定在審議時引發熱議。
“收費是世界各國和地區處理生活垃圾的趨勢。”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譚耀宗說，對生活垃圾收費必須顧及可行性以及人們的生活習慣。
去年，香港環保署就固體垃圾收費進行了公眾咨詢，香港的固體垃圾收費計劃是“按袋收費”，也就是說住戶必須購買指定垃圾袋，方能棄置垃圾，但收到公眾很多反對意見，最集中的意見是：如果遇到不用指定垃圾袋的非法棄置垃圾問題，應如何執法以及監督?若負責回收垃圾的人員見到非法棄置的垃圾不回收的話，必然會出現“垃圾圍城”的現象。
“生活垃圾征費的政策必須要有相應的配套措施才能真正達到效果。”譚耀宗建議。
“是僅僅征求公眾意見后就可以收費，還是應當由同級人民政府在充分征求公眾意見基礎上，制定差別化的生活垃圾處理收費標準，并報同級人民代表大會或者常務委員會決定后公布實施?”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朱明春在發言中提出疑問，并闡明自己的態度,“我傾向于后者。”
既要靠教育引導，也要用好獎懲機制。多人在發言中表達了類似的觀點：用好獎懲機制，做好源頭管控。
“即使是在實施‘按量收費’的臺灣地區以及韓國，依然無法徹底解決非法棄置廢物的問題。”譚耀宗介紹，英國鼓勵市民將廢物回收。回收時，市民可以垃圾重量計分，再憑積分到指定商鋪獲得消費折扣，臺灣地區也是類似做法，“希望政府能考慮這些建議，這樣才能讓法律有效執行。”
在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白春禮看來, 如果法律修訂后實施，真正能夠執行，需要持續加強科技創新支撐。
“固廢污染控制與資源化利用領域，國家層面系統性的科技工作部署得相對比較晚。”白春禮建議，草案第6條修改為國務院有關部門、市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及其有關部門，應設立固體廢物污染防治與資源化專項科研資金，加強固體廢物污染環境防治科技支撐，建立固體廢物污染防治與資源化利用綠色技術體系以及推廣機制，科技部等科技發展主管部門應當會同相關主管部門，定期發布先進適用的固體廢物污染防治與資源化利用技術清單，把這件事情落到實處。
(科技日報北京6月26日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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