優化營商環境是經濟從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的必然選擇。當前無論是城市競爭力的提升,還是產業發展的轉型,都不再是簡單拼政策優惠、拼資源儲備、拼成本低廉的階段,之后更多的要靠營商環境的吸引力。營商環境是一項長期的、系統性的工程,是經濟和產業轉型的新要求,需要將營商環境推向縱深,切實激發微觀主體的活力。
營商環境不好可能錯失城市轉型最佳窗口期
營商環境的優化需要有長期思維。營商環境的好壞關系到經濟發展質量、城市競爭力,以及產業轉型的進度,是一個長期積累的過程。無論是經濟的發展、城市和企業的轉型都并不是一蹴而就的。營商環境需要政府有更大的決心、更務實的改革措施和更長遠的戰略思維。認識到營商環境的長期性和戰略意義,中長期優化營商環境的舉措可能需要一段時間的沉淀,才會有一個從量變到質變的過程。正如同硅谷,從1951年斯坦福研究院的誕生,到1997年硅谷企業市值超過4500億美元,成為美國新經濟的引擎,用了46年的時間。波士頓生物城,從1980年發展成為美國信息技術和生物技術的領先城市,也用了將近20年的時間。
優化營商環境要有危機意識。中國正處于新舊動能轉換的關鍵時期,經濟發展的速度在換擋,但是產業更迭的速度卻在加快。伊利股份從成立到2018年接近2000億元市值,用了26年的時間;京東從1998年成立到2014年上市,用了16年,目前市值接近3000億元;拼多多從2015年成立到2018年上市僅用了三年時間,市值已經趕上了京東的二分之一,達到了1600億元。中國傳統產業正在經歷類似于美國20世紀90年代的產業迭代期,在互聯網經濟的推動下,中國的這次產業迭代速度可能會遠遠快于當時的美國。這也就意味著留給城市的準備時間已經非常緊迫了,如果不能在新經濟的爆發期到來之前,建立有競爭力的營商環境,可能會錯過城市轉型的最佳窗口期。
用改革的辦法推動營商環境建設
2019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營商環境與市場主體的期待還有差距。”這幾年來,各地方政府、部門持續深化“放管服”改革,從中央到地方都高度重視營商環境的改善,但企業家的切身感受卻并不明顯。要么營商環境優化的問題與企業切身利益相關性不高,要么企業關心的問題,對應的營商環境改善力度不足。部分政府在簡政放權的過程中,存在放而不松的情況,表面上是放開了準入門檻,但實際上設置各種隱形的約束,把民營企業排除在外,原來顯性的規定變成了隱性的約束,反而讓企業感受更糟糕。營商環境的優化,需要用改革的辦法推動,動真格,啃硬骨頭,才能切實縮小營商環境與市場主體期待的差距。
以改革推動營商環境建設,需要政府轉換思維、打破原有的權力框架,在這個過程中可能會出現避重就輕、選擇性優化的問題。過度關注短期見效快的、更好操作、更少阻力的領域,而針對企業更關切的、中長期的、關鍵領域的問題卻進展緩慢。因此,營商環境的優化需要突破“中梗阻”,提升營商環境改革的執行力,不落實就等于落空,防止政策走樣、走偏,讓營商環境優化的含金量充分釋放出來,讓企業有實實在在的獲得感。
將營商環境改革推向縱深的四大著力點
優化營商環境就是解放生產力。營商環境建設優化不能照搬其他國家、其他地區的指標,搞突擊式或加碼式對標,要考慮到中國特色和經濟實際。將營商環境改革推向縱深,需要更堅定的決心、更大力度的改革和更務實的舉措。
第一,營商環境優化需要是一把手工程。營商環境涉及企業設立、運營、發展、退出等方方面面,涉及基礎設施建設、政府的政務審批、工信部門的產業政策、金融部門的資金支持、政府執法等等各個領域。如果沒有統一的頂層協調機制,單靠一個部門的力量,很容易出現推而不動的問題,部分職能部門出現不作為的現象。優化營商環境需要有大局觀,每一個政府部門,每一位政府官員,都是營商環境的建設者、締造者和影響者。
第二,優化營商環境要把“企業感受”放在第一位。營商環境是市場主體從事經營活動的綜合環境和條件,營商環境改善的好壞,企業的感受是最重要的評價標準。有的地方政府通過搞突擊式或加碼式的指標對標,表面上在營商環境建設方面取得了成績,但實際上這些指標與企業日常經營中遇到的實際困難還有一定差距,企業的獲得感并不強。營商環境的優化不只靠數據,更需要靠口碑,關鍵看通過營商環境的優化,企業的投資積極性是不是更高了,企業的創新活力是不是增強了,企業的滿意度是不是提升了。
第三,優化營商環境要轉變政府思維,從“官本位”到“店小二”。優化營商環境需要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政府應從審批管理的視角,轉為服務企業的定位。一方面,刀刃向內改自己,減少政務環節、減免不必要的成本、提高辦事效率。另一方面,政府需要站在企業視角,有求必應,無事不擾。為創業企業營造良好的創新環境,為成熟的企業創造良好的發展環境,為傳統的企業提供良好的轉型環境,關注企業最關心的痛點、企業新增投資的顧慮、企業轉型所需的環境,為企業做好服務。
第四,政策的制定和實施要避免虎頭蛇尾,防止重出臺、輕落實。很多政策的制訂和出臺都很及時、全面、有針對性,但是有的僅限于是“墻上文件”,沒有落實到位。要么沒有向社會充分公開,企業獲取渠道不順暢,要么解讀力度不足,缺乏有效的政策咨詢和解答機制,企業對于政策的適用性和具體流程不了解。名義上,企業享有了政策的福利,但實際上卻得不到真正的實惠。部分地方政府還存在著輕易承諾、選擇性落實的情況,企業在進駐園區之前,政府承諾的相關條款和優惠政策很有吸引力,但企業進駐之后,在兌現優惠政策的時候,補貼落實的程序過于煩瑣,“馬拉松式”的手續和流程,甚至使得部分企業放棄了補貼。
(劉哲 作者系萬博新經濟研究院副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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