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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水滴籌“掃樓籌款”事件再次令大病眾籌平臺陷入公眾信任危機。根據相關視頻，水滴籌在很多城市招募“籌款顧問”。他們中很多人以醫院為駐地，“掃樓”引導患者發起籌款，卻不審核籌款涉及的疾病及治療費用、籌款人經濟狀況等信息。患者完成籌款申請后，“籌款顧問”按單獲得提成。一項本應為低收入家庭提供救命稻草的公益事業，卻變成了部分人中飽私囊的“提款機”。但如果不創造商業價值，大病眾籌平臺又如何運營下去?左手慈善、右手生意的互聯網公益平臺該何去何從?

現象

大病眾籌平臺方興未艾

國家衛健委數據顯示，2015年底，我國因病致貧返貧戶達到726.9萬戶。在廣覆蓋、低水平的社會保障體系下，遭受疾病打擊的低收入家庭需要更多愛心人士的關心與幫助。

2014年，已經40歲的楊胤加入自己曾經投資的輕松籌，并首創“大病眾籌”模式，致力于為眾多大病家庭解決醫療資金等難題。兩年之后，生于1987年、畢業于中央財經大學的沈鵬從美團全國業務負責人的崗位離職，創建了水滴籌。這些大病眾籌平臺主要以微信、QQ、微博等社交媒介為渠道，通過熟人進行信息傳播。依靠這樣的傳播方式，轉發者在一定程度上為求助信息的真實性和可靠性進行了“背書”，眾籌平臺的知名度也隨之打開。

在風險資本的加持下，多家眾籌平臺如雨后春筍一般相繼涉足大病眾籌，巔峰時期達到十七八家。經過行業洗牌，如今頭部平臺數量減少到兩三家，但用戶規模和籌款金額相當可觀。公開數據顯示，輕松籌注冊用戶已突破5.5億，籌款總額突破255億。

變味

靠求助數量提成

平臺地推人員靠求助發起數量提成是最受大眾詬病的問題之一。一位經常與公益組織打交道的血液病醫生回憶，2017年前后，各大眾籌平臺涌入醫院，爭相宣傳自家平臺。“當時各種‘籌’都跑到醫院來，甚至到病房來貼紙條、貼傳單。有段時間，平臺志愿者和工作人員甚至進入要求無菌的白血病病房。我們要求他們發傳單不要到病房發，要發就到住院部外面的公共區域發。”

在某招聘網站上，某籌款平臺招募的薪酬介紹上，赫然寫著“個人發起數量提成”、“獎金根據當月的求助數量計算”。

水滴籌“掃樓籌款”視頻揭露，籌款顧問都是有績效指標的，每個月少于35單就直接走人，每單最高提成150元。業績好的籌款顧問，一個月底薪加上提成，能有14000元。

困境

真實性如何審核

如果說“掃樓籌款”屬于平臺管理問題，尚且可以通過暫停線下團隊來解決。那么籌款信息的真實性審核問題則是互聯網公益平臺當前難以逾越的障礙。因此在水滴籌事件中，面對輿論對財產信息審核、目標金額設置、款項使用監督等問題的質疑，平臺方委屈地表示自己已經盡力了。“限于目前個人家庭資產情況普遍缺乏合法有效的權威核實途徑，平臺采取覆蓋籌款發起、傳播、提現等環節的全流程動態審核，借助社交網絡傳播驗證、第三方數據驗證、大數據、輿情監控等技術和手段對籌款項目進行層層驗證。”

水滴籌表示，目標金額及款項用途方面，對于目標金額超過一定額度的籌款，平臺會強制要求發起人提交預期醫療花費的權威證明，對于無法提供的，限制其發起目標金額過高的籌款。重大疾病的醫療花費常常會由于病情改變、治療方式調整等原因動態變化，平臺會持續監控籌款進展，并正在積極嘗試打款到醫院或分批打款等方式，確保款項用途。同時，平臺在打款后也會持續要求發起人更新患者治療進展和錢款用途，面向贈與人的舉報通道仍保持開通。

至于水滴籌承諾的這些措施能否達到效果還有待觀察。自公益眾籌誕生以來，“詐捐”、“虛假信息”始終是互聯網公益平臺揮之不去的陰影。

今年5月7日，德云社相聲演員吳帥(藝名吳鶴臣)突發腦出血而住院救治，其家人為其在眾籌平臺“水滴籌”上發起金額為100萬元的眾籌。然而網友發現，吳家經濟狀況較好，在北京有兩套房產、一輛車，卻在眾籌時還勾選了“貧困戶”標簽。

記者了解到，目前大病眾籌平臺的籌款上限均為50萬元，但對于材料審核把關都比較寬松，只需簡單填寫姓名、疾病名稱、醫院、費用等內容就可以發起籌款。平臺客服人員表示，因為每期籌款期限只有30天，可以一邊籌款一邊補充其他相關材料。

早在2016年8月，民政部等四部委聯合印發了《公開募捐平臺服務管理辦法》。其中第十條規定：個人為解決自己或家庭困難，通過廣播、電視、報刊以及網絡服務提供者、電信運營商發布求助信息時，廣播、電視、報刊以及網絡服務提供者、電信運營商應當在顯著位置向公眾進行風險防范提示，告知其信息不屬于慈善公開募捐信息，真實性由信息發布個人負責。

破局

互聯網公益如何定位

“互聯網公益本身就存在很高的道德風險，純粹的公益眾籌根本不可能盈利。”一位保險行業資深從業人員對記者表示，目前大型公益眾籌平臺的母公司旗下都有保險經紀業務。眾籌和互助的主要作用是為母公司獲得流量，母公司挾流量與各家保險公司談判，在銷售保險的過程中獲得傭金收入反哺眾籌平臺。

眾籌或互助聯姻保險的布局愿景雖被看好，但在行業前行的過程中，合規問題也成為隱憂。此前，原保監會嚴格劃清了互助計劃與保險產品的界限，防范消費誤導;2019年，銀保監會“凈化”互聯網保險市場，針對具體個案采取監管動作，4月12日銀保監會就相互保事件對信美人壽作出處罰決定。

事實上，無論哪種公益模式，都需要經過不斷的反思和調整、吸納和簡化、沖突和選擇，才能找好自己的定位，找到矛盾中的平衡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