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30日上午，廣州市市長陳建華輕車簡從來到廣州天河區，就該區信息基礎設施建設情況進行調研。在天河，陳建華走訪了民居、社區工作站，了解了天河區“三線整治”、光網建設以及網格化管理等工作的進展。
今年，是廣州城中村安全隱患綜合整治三年行動計劃的起步之年，天河區以棠東村、車陂村、石牌村等城中村為試點，結合創建“干凈、整潔、平安、有序”示范街道啟動的“三線整治”工作，為“光纖入村”建設找到了一條新路子，被稱為“天河模式”。
羊城晚報記者近日走訪天河數個城中村發現，“三線整治”、光網建設給城中村帶來的，不僅是“蜘蛛網般密密匝匝的電線不復存在，握手樓間重見天日”、“網絡提速不提價”的喜悅，更是對廣州市市委市政府城中村整治“由拆轉改”理念的認同。
A
天河模式以民為本
天河區的三線整治從棠下街開始。
棠下街是廣州一個典型的城中村街道，7.42平方公里分布了棠下、棠東兩個城中村，35萬人居住在此，其中外來打工人員就有26萬人。
棠下街道黨工委書記鄒彥庭說，城中村架空管線亂象叢生，在天河區開展“干凈、整潔、平安、有序”創建中，就已被列為整治重點之一。天河區成立了以區委常委、常務副區長藍小環為組長的整治小組。這次棠下整治首先對報廢的網線進行剪除，對破損的供電線路進行整治，然后根據“強弱電分離、弱電進套管”的目標進行操作，也就是對網線、電話線、監控線等“弱三線”統一實行管裝，對以電線為主的“強三線”將進行清理更換。“我們選擇的是‘先通后剪’的辦法，確保一次性遷轉的成功率，目的是最大限度地降低村民的不便。”
棠下選取了電信、聯通、移動等三家有資質的公司對村內“三線”進行整治，由于黑寬帶在城中村的利益盤根錯節，每當清理了沒幾天，“蜘蛛網”又爬出來了。村委會和村民租戶之間展開了“拉鋸戰”。
棠東村股份公司董事長潘美春說，為了剪線，與居民激烈對抗是不可取的，干部向村民發火不是問題解決之道。
記者觀察發現，在棠東村，村公司、經濟社、社區居委會和光纖建設管控小組、施工團隊建起了一個整治工作微信群，所有村社干部、網絡巡查員包括區、街道領導都在群內。街道、村治保大隊、運營商組建聯合護線隊伍，每天對主路由等線路進行巡查，發現情況、拍圖上傳微信群，相關值班人員立即跟進處理。“智慧社區也要用智慧辦法。”潘美春說。
截至記者發稿為止，棠東村整條村“三線”整治已完成，覆蓋近10萬用戶，梳理“三線”近100公里。經過清剪和鋪設光纖線路，基本上實現了強弱分離，極大地消除了安全隱患，因三線亂拉引起的火災警情，由2014年的每月2—3宗大幅下降為2015年每月0宗。而棠東、棠下兩條城中村在梳理“三線”和新鋪設光纖線路近1.5萬米、清理廢舊“三線”近225噸后，網速從原來的1M左右的ADSL，提升到20M以上的光纖網絡，村民每M接入成本大幅下降60%以上。
在看到兄弟村發生翻天覆地變化時，石牌村也開始了“三線”整治。
如今，天河區元崗村、棠下村、沐陂村、凌塘村、小新塘村、黃村、珠村、員村等城中村均啟動三線整治工作，按計劃，年底前可完成8條村的三線整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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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拆為改景美心靚
“找準工作切入點，廣泛宣傳，統籌推進，選好營運商，以協調對話為工作機制”成為天河城中村“三線整治”的經驗之談。一句話，多為居民考慮，多從需求入手。
這樣的變化，最讓車陂村的蘇先生滿意，“因為我不用擔心村屋要拆，被搬去其他地方，仍然可以每年在村邊的河涌上扒龍舟了。”
賽龍舟是蘇先生小時候最難忘的記憶。但不知什么時候，河涌水又黑又臭，路過都要捂鼻子。還有那些私拉線，打雷都怕起火。在車陂，僅有的5．6平方公里土地上，生活著16萬人，其中外來人口12萬多。
讓蘇先生記憶深刻的是，2009年，廣州曾出臺《關于加快推進“三舊”改造工作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提出遵循政府主導、市場參與的原則，力爭用10年時間，基本完成全市“三舊”（主要是舊城區、城中村、舊廠房）改造，用3年至5年時間，基本完成位于城市重點功能區的舊城成片重建改造工作。廣州有138個城中村，而冼村、石牌、三元里等52條“城中村”要以整體拆除重建為主。
“城中村要拆，就會拆走牌坊，石板路，還有幾十年的記憶啊。”蘇先生說。
2014年9月，車陂街道以“干凈整潔、平安有序”為目標進行集中整治。各式各樣的工程隊進來了，剪線的剪線，拉光纖的拉光纖，建垃圾屋的建垃圾屋，街道還畫出110個“環衛網格”，要求對應的保潔員看好“責任田”。
治理整頓中，車陂剪除了50余噸各類網線導線，足足堆滿了一個籃球場；由于及時入屋收垃圾，區域內垃圾桶的可見數也減少了80%。“天終于亮了！污水垃圾少了。”岸邊又成了街坊們散步休閑的老地方。”
C
理念一變出路改變
所謂城中村，既有“城”，又有“村”。作為農村城市化過程中一個必然的發展階段，“舊村改造”是一個城市對其逐步吸納，逐步融合的過程。
曾參與過編撰《中國百村調查從書·石牌村》的廣東社科院黃紹汪副研究員說，社會上對城中村的態度是多種多樣的，有正面的、有負面的，歸結起來，大致三種：一是認為城中村是城市文明的包袱，不僅有損城市形象，而且藏污納垢，在治安、消防、衛生等問題上成了社會治理的難點。二是城中村是城市化中新移民的載體，低廉的房租吸引著眾多在廣州的外來務工人員，“城中村”是在廣州務工人員以及“蟻族”“蝸居”一群人的主要集居地。三是認為城中村的農民轉為城市居民后，大多數人因知識結構生存慣性的原因，一時難找到新工作，城中村的出租屋，成為解決失地農民生活的一個重要經濟來源，這也是讓城中村現實社會穩定的重要因素。
對城中村的態度盡管褒貶不一，但從總體看來，負面聲音還是多一些。這樣的不平衡，也讓“城中村”的去留之路顯得撲朔迷離。
2014年，廣州公布了一份城中村三年改造計劃，從2014年到2016年，三年內，廣州計劃投資100億元，改造城中村。從2009年《意見》中“拆除”觀念到如今的“改造”思路，經過五年的摸索，廣州發展了一條適合自己城市特點的城中村治理之路。
“任學鋒書記真的來過我們街的，他會到茶館里坐坐，聽村民都在聊些什么，他也會在城中村里轉轉，看看治安和衛生。”石牌村村民池榮校告訴記者。
天河區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街道干部說：“暴風驟雨似的工作方式，不適應現在的城中村綜合治理方式了，想通過大拆大建，快速實現城市化進程，會讓大多數村民難以接受。現在多在如何實現‘干凈、整潔、平安、有序’上動腦子，考驗的是基層干部的工作能力，走的是城中村治理現代化的探索之路。”
從廣州中山大道西拐入棠東東路，改造轉型后的“天河?遠洋新三板企業孵化培育基地”讓人眼前一亮。這個位于棠東城中村的“互聯網+”創業基地，給棠東這個城中村帶了新鮮與活力。由區里幫助引進的中國遠洋控股集團，吸引了大批創新能力強的高科技企業進駐，為棠下以小作坊、小店鋪為主的產業帶來結構性調整，創新和創業型白領紛紛入住周邊，帶動物業租金水平提高了近30%。
“由于棠東村進行了光網城市化整治，為入駐創新高科技企業提供了網絡平臺的配套服務。實現了‘當年改造、當年招商、當年見效’。城中村村民不用走出村，也可以與世界互聯網碰觸，與世界做生意了。”有人感慨地說。（劉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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