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重“需求管理”、重短期刺激的經濟學,向重視“供給管理”、重視經濟的持續增長動力的經濟學轉變,這是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之后官方經濟學思想轉變的必然選擇。
11月10日的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可謂中國宏觀政策的重大分水嶺:在這個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正式提出要“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著力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增強經濟持續增長動力,推動我國社會生產力水平實現整體躍升。”這被視為,官方經濟學思想正式告別以前的重“需求管理”、重短期刺激的經濟學,向重視“供給管理”、重視經濟的持續增長動力的經濟學轉變。
事實上,在“五中全會”上通過的中央關于“十三五”規劃建議稿中,已經明確提出要“優化勞動力、資本、土地、技術、管理等要素配置,激發創新創業活力,推動大眾創業、萬眾創新,釋放新需求,創造新供給……”這也意味著,“十三五”期間,中國已經把實現可持續增長,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政策著力點放到打破各種障礙,釋放經濟增長的活力,提高潛在增長率的“供給端”上來。
從注重“需求端”到注重“供給端”,這是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之后官方經濟學思想轉變的必然選擇。
在宏觀經濟學演變史上,“供給學派”在上世紀80年代的美國可謂風靡一時。這個學派是上世紀70年代后期興起的反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強調需求方面的理論,而特別著重于供給方面的一個思想流派,其代表人物包括諾獎得主蒙代爾以及拉弗。其政策主張在某種程度上可謂戳到了美國經濟的最大的病癥,從而被美國總統里根采納,以“里根經濟學”而揚名立世。
供給學派強調決定經濟增長的決定因素,無論是長期還是短期,都是經濟中的勞動和資本的配置與有效利用,認為抑制潛在增長率的主要原因是過多的政府干預,以及過高的稅收,因此主張放寬各種管制,降低邊際稅率。
時下中國經濟學思想轉向“供給側”的時代背景盡管和當年美國經濟面臨的環境不同,但又有很多相似之處。上世紀70年代,美國經濟也陷入了戰后黃金期后的大停滯。美國喬治梅森大學的泰勒·考恩在其《大停滯》一書中談及美國經濟停滯時將經濟陷入停滯的原因歸結為兩點:一是低垂的果實,也就是好干的,容易干的產業都干完了;二是美國進入了科技高原,缺乏重大的創新。這和時下的中國經濟非常相似。當下的中國經濟,容易干的產業也基本已經干完,傳統的增長動力趨弱,包括制造業、人口紅利、消費等在內的傳統引擎都已經筋疲力盡,難以為繼。靠過去的刺激政策繼續維持經濟增長已經無出路,這意味著,必須通過供給端的改革,提升經濟潛在增長率,而不是通過加大刺激,人為拔高數字,實現所謂的“高跟鞋式增長”。
所謂“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在制度層面,構建跨越中等陷阱必須的現代金融、產業、財稅等制度體系,放松各種管制,打破壟斷,釋放民間資本的活力;在技術層面,通過營造激勵創新的生態,實現創新驅動;在人力層面,通過教育制度改革,實現人力資本的跨越;在社會保障層面,通過提升社保水平和改革收入分配,實現共享發展。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也意味著,中國能否實現中等跨越的關鍵,在于通過打破各種“供給抑制”,攻堅克難,提升潛在經濟增長率,提升全要素增長率,實現經濟的動力升級、產業升級、制度升級。
一個運動員最終的成績取決于其體能,而不是短期的訓練或者獎金等刺激政策。這就是供給經濟學的真正內涵。
馬光遠(經濟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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