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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美各地的大學校園里，從密蘇里到耶魯，我們看到兩股高尚的力量在激烈碰撞。

其中之一是對少數族裔和邊緣化師生問題的關注。這些人往往覺得受到了排斥，而這會對每個人的教育不利。在密蘇里大學，黑人教授辛西婭·弗里斯比(Cynthia Frisby)寫道，“我總是能聽到N打頭的那個字眼（意指‘黑鬼’——譯注），次數多得數不清。”

問題不光是出言不遜的種族主義者，還有對此沉默不語的學校管理層。正因為如此，密蘇里的學生——尤其是橄欖球隊的成員——利用自身的影響力逼迫總校長下了臺。在盡力糾正領導層不作為這件事上，他們展示了領導力。

然而，道德的聲音也可以變成偽善的欺凌。

“滾、滾、滾，”密蘇里大學的一些抗議者一邊推搡學生攝影記者蒂姆·戴(Tim Tai)，一邊大喊。蒂姆·戴當時試圖記錄下公共空間里正在發生的抗議活動。從一則視頻中可以聽到，參與抗議的助理教授梅利莎·克利克(Melissa Click)召喚人群中的“肌肉人”趕走另一名學生記者（她后來進行了道歉）。

蒂姆·戴代表了此類動蕩事件之中的另一股高尚力量——言論自由。他當時試圖提出這一點，向人群喊道：“憲法第一修正案保護你們在這里的權利——也保護我的權利。”

我們喜歡把道德方面的大辯論塑造成對錯之爭。但在某種程度上，事情往往是對對之爭。

的確，大學管理層應當更努力地提高包容性。的確，校園里也必須保障言論自由。這就意味著，保護那些有時會讓別人感覺憤怒或受傷的刺耳而討厭的聲音。

在這兩方面，我們都還差得很遠。

我們還看到，衛斯理的學生報紙在刊登了一篇來論批評“黑人的性命也重要”運動(Black Lives Matter)之后，被學生會斷了資金來源。在曼荷蓮學院，學生令《陰道獨白》(The Vagina Monologues)的演出取消，因為他們感覺這個版本令跨性別女性受到了排斥。羅格斯和史密斯學院的抗議活動導致兩校分別取消了對康多莉扎·賴斯(Condoleezza Rice)和克里斯蒂娜·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發出的前去進行畢業典禮演講的邀請。

這既是行事敏感，又是不容異見。它更多地在左派身上體現為一種本能。

我本人是支持女性擁有墮胎選擇權的自由主義者，卻曾數次受邀去基督教福音派大學傳播進步理念，在去天主教大學演講時贊揚安全套和避孕項目。我肯定讓這些保守派學校的不少學生如坐針氈，但這也是對他們愿意迎接質疑的一種致敬。同樣地，自由派大學也應該邀請支持胎兒生命權的社會問題保守派前去演講。

從更宏觀的角度看，學術界——尤其是社會科學領域——通過左傾對自身造成了損害。我們應該珍視所有的多樣性，包括讓我們自由派憤怒、不適的那種保守派的存在。教育的宗旨應是像拉伸肌肉一樣。不管是在健身房里，還是在階梯教室里，這種拉伸都是令人痛苦的。

近期的激烈事件中，有一起發生在耶魯。少數族裔學生認為校方沒有對一些無禮的萬圣節服飾表達足夠的關切，他們的長期不滿情緒繼而爆發。廣為流傳的一則視頻顯示，一名憤怒不已的學生用喊叫的方式壓倒了管理員尼古拉斯·克里斯塔基斯教授(Nicholas Christakis)的聲音。“閉嘴！”她沖著他喊。“這跟創造什么知識空間沒有關系！”

一名學生撰寫了一篇專欄文章，描述少數族裔學生感受到的“非常真實的傷害”，文中還表示，“我不想爭論。我想談談自己的痛苦。”這篇文章在網上引發了激烈的評論。“耶魯大學開始招收8歲的小孩了？”一個人在Twitter上問道。

《華爾街日報(博客,微博)》先是發表了一篇社論文章譴責“耶魯的小羅伯斯庇爾”，接著又在周三發表另一篇社論，警告政治正確的思維定勢“會破壞大學作為一個學術之地的純凈。”

我建議我們都深吸一口氣。

密蘇里大學和耶魯大學以及其他地方的抗議者們表達了一種合理的觀點：大學應該更加努力，以確保學生們更有安全感和歸屬感。它應該讓少數群體——不管是黑人、跨性別人士，還是基督教福音主義保守派（在很多校園里他們都并非主流）——感到自己是學校的一部分，而非在自己的社區被人嘲笑。

周二，密蘇里大學出現了一些針對黑人學生的死亡威脅，讓那里的問題進一步加重。正在各個大學上演的問題，不只和言論自由有關，還關乎一個安全、能滋養人的環境。

試想如果是老板在一些男性張貼插頁裸照或意淫女同事的性癖好時不加理會。它是言論自由問題嗎？不是。那是一個充滿敵意的工作環境。再想象一下，你是一個18歲的學生，你每天24小時都要待著的地方，是以一個支持奴隸制的19世紀白人至上主義者命名的。

我最喜歡的哲學家、已故的以賽亞·伯林(Isaiah Berlin)認為，人類有一種深層的渴望，想找到唯一的真理。但他表示，實際上這是一個死胡同：我們的命運是和“多元價值觀”作斗爭，與不同的真理作斗爭，是試著調和那些完全不可調和的。

這無法讓人滿意。它有些復雜。但這就是人生。（紐約時報中文網）

翻譯：黃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