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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華網北京１１月１９日電（記者安蓓）為確保２０２０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的實現，中央明確提出，“十三五”時期中國經濟年均增長至少要達到６．５％。

進入新常態的中國經濟，面臨錯綜復雜的國內外環境，經濟下行壓力明顯。未來五年，要確保中國經濟增長“換擋”而不失速、穩定在中高速增長水平，必須持續推進經濟結構性改革，為經濟增長增添新動力。

穩住宏觀才能為經濟結構性改革創造條件

投資、消費、出口是經濟學意義上“需求側”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

最新數據顯示，１至１０月份，制造業投資增速與前９個月持平；房地產與基礎設施投資雙雙下滑，分別比１至９月回落０．６和０．７個百分點。１０月出口降幅較上月進一步擴大。只有消費增速１０月比９月加快了０．２個百分點。

投資和出口，“需求側”的兩大動力不足，另一大動力消費的潛力尚未充分激發，使得當前穩增長任務艱巨。

中國經濟體量巨大，如果形成慣性下滑，會引發經濟運行紊亂和系統性風險，甚至影響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進程。中國經濟增長正處在從高速向中高速轉換的關鍵期，經濟增長動力轉換尚未完成，確保經濟不失速需要穩定的宏觀經濟政策和高超的宏觀調控技巧。

經濟進入新常態，其背后是國內外環境的深刻變化。從全球看，世界經濟在深度調整中復蘇乏力，國際金融危機深層次影響在相當長時期依然存在，全球各主要經濟體分化勢頭明顯。與此同時，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革命蓄勢待發，發達國家紛紛采取“再工業化”戰略，中國傳統的低成本、低價格競爭優勢逐漸削弱。從國內看，中國經濟發展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的問題依然突出，人民群眾需求從“有沒有”轉向“好不好”的過程中，供給面無法適應需求面升級的矛盾愈發凸顯。

“適應經濟發展新常態，要實現供給和需求在新條件下的對接和平衡。但從短期看，首先要穩住需求，保持必要的需求增長水平，才能讓經濟增長穩定在中高速水平，為經濟結構性改革創造條件。”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張立群說，在“穩”的基礎上才能求“進”，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經濟中長期持續增長注入新動力。

日前召開的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強調，宏觀政策要穩，就是要堅持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為經濟結構性改革營造穩定的宏觀經濟環境。

從需求側的角度看，當前最關鍵的任務是維護宏觀經濟環境的穩定，這不僅僅是穩住ＧＤＰ增速，“要把穩就業、穩消費、穩預期，以及確保不發生區域性和系統性金融風險作為‘穩’的內涵和底線，在此基礎上加快改革和結構調整。”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楊偉民說。

宏觀經濟管理思路需要與時俱進不斷創新

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上指出，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著力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增強經濟持續增長動力，推動我國社會生產力水平實現整體躍升。

從需求側轉向供給側，不僅是經濟學詞匯的選擇，更意味著決策層宏觀經濟管理思路的不斷創新。

面對經濟增速放緩，傳統意義的宏觀調控常用“兩手”：一是貨幣政策更為寬松，用以擴大貸款、刺激投資；二是財政政策更為積極，用以扶持企業和消費者。其主要落點都在需求側。

“這兩方面政策在短期抑制經濟下滑上能取得較好的效果。但如果長期、過度使用，則會帶來生產要素錯配、投資回報遞減、產能過剩加重、企業活力下降等副作用，最終給經濟帶來結構性破壞，地方債、影子銀行等風險也會加速累積。”張立群說。

當前制約我國經濟發展的主要矛盾來自結構，而非總量。瑞士信貸亞太區首席經濟師陶冬著文稱，以凱恩斯經濟理論為基礎的需求端經濟政策，以協調經濟總量為主，雖一時間墊高需求，維持較高的經濟增速，但久而久之會催生出經濟的失衡、錯位。在中國繼續擴大投資等需求端政策，不僅效用遞減，而且對結構性調整力有不逮，甚至被延緩。

高盛／高華經濟學家宋宇說，在經濟面臨較大下行壓力下，企業經營困難普遍加劇。宏觀政策要穩，意味著對周期性調控政策進行靈活調整，營造穩定中性的宏觀環境。“如同開飛機，如果碰到渦流，需要調整飛行方法，保證飛行的穩定性。”他說。

面臨巨大的經濟下行壓力，當前惟有保持宏觀政策穩定性，同時避免“大水漫灌”，精準發力、定向調控，為堅定不移推動經濟結構性改革營造穩定良好的宏觀環境。

國家發展改革委規劃司司長徐林說，“十三五”期間，“三駕馬車”作用依然存在，但不是通過擴張性的刺激政策拉動，而是通過供給側改革和效率提升擴展空間。“投資方面，強調發揮有效投資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消費方面，通過供給側創新實現居民消費升級；出口方面，強調提高出口競爭力，形成新競爭優勢。”

以制度性變革創造新供給、釋放新需求

今年７月，民營企業聚龍集團牽頭打造的中國－印度尼西亞聚龍農業產業合作區被批準為天津市級境外產業園區，將為上下游產業鏈企業抱團“走出去”搭建平臺。

盡管前景看好，但企業“融資難”問題卻讓副總裁孫衛軍非常憂心。“金融資源和實體經濟對接的不匹配讓企業發展受困。”他說，“企業需要的不僅僅是穩定的宏觀經濟，還有推動企業穩定發展的制度環境。”

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院長賈康指出，實現“十三五”規劃建議設定的目標，未來改革的核心應是在供給側入手推動新一輪制度變革和創新，“可以有效緩解滯漲式的、中等收入陷阱式的風險，實現中國迫切需要的發展方式轉變和可持續健康發展。”

從簡政放權到建立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從鼓勵創新創業到為企業減稅降費，頂層設計推進行政管理體制、財稅、金融、價格、國企等領域改革……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國務院在全面深化改革上不斷發力，著力推進制度創新，在推進經濟結構性改革中為中國經濟創造新供給、釋放新需求、打造新動力。

“所謂‘中國發展之謎’的背后，根本原因是改革開放支持了中國過去三十多年的快速發展。”賈康說，當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已到達一個非比尋常的關鍵時期，應從供給端入手打造支撐經濟發展的新動力機制，敢于沖破阻力推動改革向深水區邁進，從而釋放中國經濟社會更大的發展活力，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為實現中華民族復興的偉大“中國夢”掃清道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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