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日，又是一年一度的世界艾滋病日。律師劉巍算了算，過去12個月里，她接到了50多個艾滋病感染者的求助電話。一些人在申請低保的過程中遭遇了隱私暴露，一些人則在患病后面臨著婚姻的破裂，還有些人的學業即將畫上句號。他們都想從劉巍這里尋得走出困局的辦法，50多個各不相同的遭遇，但皆因感染艾滋病而起，劉巍盡可能地提供著法理上的支持。
“我不知道他們后來怎么樣了?！钡幸稽c劉巍可以確定，在一次次言語上的交流過后，這50多名感染者最終沒有提起訴訟。做律師20年，幫助感染者維權也已經15個年頭，劉巍曾相信，訴諸法律是不變的正途。直到從一段段與艾滋病有關的人生中走進走出，她已開始變得不再那么堅持。
緣起
被駁回的艾滋病就醫歧視案
2012年10月，艾滋病感染者曉峰因肺癌入住天津腫瘤醫院接受治療，但在手術前夕被院方告知因攜帶艾滋病病毒不宜手術，被迫出院。在艾滋病感染者互助組織負責人的幫助下，通過更改病歷的方式，讓曉峰在天津另一家醫院成功接受手術。此事被公布后，在全國范圍內引起巨大爭議。隨后，天津市衛生局表示，經查實，天津腫瘤醫院確實存在推諉艾滋病人的情況。2013年2月，曉峰將拒診的天津腫瘤醫院訴至法院。
“曉峰案”被視作我國首例艾滋病感染者就醫歧視訴訟案，這其中的標桿意義不言而喻。
在以“侵犯一般人格權”為由將天津腫瘤醫院起訴后，曉峰提出了書面道歉和經濟精神損失費賠償兩項要求。兩項要求自有其中的深意。
“無論道歉還是賠償，都能引起社會的重視，判決結果不只屬于我一個人?！睍苑逭f。
雖然，曉峰成功地吸引了輿論注意，卻最終沒能等到開庭。
作為曉峰案的代理律師，女律師劉巍也被卷入其中。因為這個案子，作為“艾滋公益律師”讓她聲名鵲起。但讓艾滋病人站在法庭上，暴露于媒體的聚光燈下，對維權真能有所裨益么？
在去年的12月1日世界艾滋病日時，劉巍過得并不順心。經歷了四次調解，曉峰案件的開庭日期仍然遲遲未定。又過了兩周，劉巍終于等來消息，法院駁回了起訴，理由是訴訟請求中的“平等就醫權”不在法律規定的民事權利當中。
2000年，是劉巍初入這個圈子的時間。河北武安的王為軍出現在她面前，30多歲的漢子，胡須和頭發已經很久沒有修剪過。妻子在遭遇違規輸血后感染艾滋病去世，2歲女兒的感染者身份也已確定，王為軍正用一種蓄發明志的方式，表達著自己起訴醫院的決心。
劉巍不恐懼于與感染者的接觸，但從法律的角度也并不看好此類維權案件的前景?！叭∽C難，勝負難料，那時律師都不愿意接這類案子?！?/p>
艾滋病感染者互助組織“愛之方舟”的負責人孟林也是在那一年開始看到，開始有法律界人士介入感染者維權。隨著多地“血液污染”的消息爆出，開始有感染者聘請律師?！澳歉噙€是種單向的聯系，互助組織和律師直接沒有過多的合作?！?/p>
同樣是在2000年，艾滋病已在中國成為一個無法被回避的問題。在體現感染人數的示意圖上，那條曲線呈現了跳躍的趨勢。
境遇
無法歸類的感染者
劉巍的名聲漸響，對于艾滋病感染者來說，想找到這名律師的聯系方式并不是什么難事。過去一年里，劉巍接到了50多個來自感染者的求助電話，所遭遇的問題關乎名譽、生計，又或是學業。
但在孟林成為感染者的上世紀90年代，即使有不公出現，沉默是多數人的選擇。
隨著一些維權案件的勝訴，更多不同類型的案件開始出現。在劉巍經手的案件中，起先是那些隱私被暴露的人，而后還有因病情遭遇就業不公的人。
遭遇各不相同的感染者中，無論感染途徑是什么，都不再成為人們嘗試謀求平等權益的阻礙。
到最近一年劉巍接到的這50多個電話，她已經沒法再把感染者所面臨的問題籠統的歸類。
一位感染者嘗試著申請低保，卻被居委會在公示時暴露了病情；一位感染者被伴侶知曉了病情，面臨著婚姻的破裂；還有一位感染者是醫生，他懷疑自己是在手術時遭遇了“職業暴露”。
但最讓劉巍不能忘記的，還是那些年輕的聲音。一年里，三名大學生找到了劉巍，他們都是剛剛確診，擔心被校方知曉后學業就此中斷。
根據最新的媒體報道，僅2015年前10個月，全國共報告2662例學生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比去年同期增長了27.8%。而以北京為例，近兩年每年新增大學生艾滋病感染者100多例。
對于這些數字，劉巍有著更真實的感受。或許是因為本就不錯的教育背景，找到劉巍的大學生們大多情緒平穩、可以條理清晰地講出自己所面臨的問題，但仔細聽著，語氣中總是透著種無奈出來。
與感染者接觸得多了，劉巍已經知道其中的避諱，除非涉及關鍵的問題，否則她不會問起對方感染的原因。而那些打來的電話，雖在接通時稱謂客氣，卻也沒誰會主動報出自己的姓名、家鄉。“一些人會說是在幫別人咨詢，但能聽出來，他們是在講自己的故事。”
每個求助電話的時間也就在半個小時左右，劉巍盡可能搜羅著相關的法條，希望能夠提供到切實的幫助。但每個號碼掛斷之后通常不會再次打來，劉巍也無從得知，電話那頭的人們之后的境遇究竟如何。
就劉巍所知，艾滋病感染者一般不愿意選擇訴訟，一來要冒著被曝光的風險，二來他們羸弱的身體往往等不到開庭那一天。
勇士
愿意站出來的人
“愛之方舟”的辦公室距離劉巍的律所很近，兩棟寫字樓隔著幾百米的距離遙望。而在律所另一邊的不遠處，就是佑安醫院的所在，眾多艾滋病感染者在此確診、就醫。劉巍說這只是種巧合，但這樣的地理環境卻也映合了感染者、法律界人士與互助組織之間的關系：位置不同，距離很近。
遇到不平，感染者最愿意尋求的，仍然是“愛之方舟”這類互助組織的支持。在孟林的理解，原本就是同病相憐，一種信賴自然而生。
而面對維權類的求助，孟林提供給感染者的通常是三條道路：互助組織幫助聯系律師，直接到法院提起訴訟；由律師出面，與涉及的單位機構進行交涉；由受過律師培訓的互助組織成員出面，與涉及的單位機構進行交涉。“在介紹的時候，我不會摻雜任何自己的傾向性?！?/p>
劉巍算了算，在過去一年接到的50多個求助電話中，五分之一的感染者在最初明確表示要訴諸法律。她詳細地向這些有意者介紹著為此要做的事情，以及可能面臨的問題。在這之后，再沒一個人愿意走到公堂之上。
孟林不喜歡這些“變卦”的人，一位四川的感染者被醫院拒診，最初找到“愛之方舟”時，言之鑿鑿誓將官司打到底。孟林幫他聯系了新的醫院，治療完畢，這名感染者卻不見了蹤影。“他們好像更看中的是互助組織手中的資源，但沒有太多人愿意真正的站出來?！?/p>
劉巍也曾堅定于對簿公堂是最好的選擇，因為王為軍的案子，她幾赴河北，庭審上動情得把王為軍的女兒比作“天下最可憐的孩子”。對那些訴訟當口退縮的感染者，劉巍也曾不解，甚至責怪。
“可后來，我發現自己錯了?！?/p>
劉巍理解，像孟林這些感染者互助組織的成員，為何需要有人勇敢“站出來”。一場訴訟改變的可能不只是個人的命運，還可能轉變人們對一個群體的認知。
可她不敢忘了自己律師的身份，當事人的利益無法被忽視。劉巍回想著這些年接觸過的感染者，一些人緊握著法律的利器走到了最后，一些人在中途知難而返。無論結果如何，感染者所背負的“訴訟成本”確比常人重了許多。
感染者維權案件審判時間長、結果難以預料，這些都有一個個例子佐證，承擔這一切的，是一具具本就被疾患纏繞的身體。
落幕
她希望走進法庭 為維權來一場激辯
孟林眼中，劉巍這樣的法律界人士，在感染者維權領域利用率并不算高。這樣的現狀可能會持續很久，但仍不能否定他們的不可或缺性。那一天會面結束，孟林在微博上寫道：“這些公益人往往遠比所幫助對象更加卑微。”
劉巍承認，她已在開始調整感染者維權案件和日常案件的比例，除了現實的考慮之外，還有些壓力的伴隨。律師代理官司，無論勝負本是常態，但涉及感染者的案例，劉巍卻很難控制自己的心緒?！澳禽斱A之間，代表的可能是一個群體的利益?！?/p>
又是一年的12月1日，但劉巍覺得，所謂的艾滋病日并沒和她有什么實質的聯系。她能確定的是，之后一年，來自不同地方、不同境遇的感染者依然會打來電話。
也許不久之后，她就會再有機會走進法庭，為了維護一些人的權益，來上一場激辯。
本版文并攝/本報記者 劉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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