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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一年時間，國企“財務狀況”這門課的成績就下降了。

財政部發布的今年1~10月全國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經濟運行情況顯示，國有企業營業總收入367904.8億元，同比下降6.3%。利潤總額18806.6億元，同比下降9.8%，其中地方國有企業利潤連續3個月出現同比下降。

而一年前，國企營業總收入和利潤還處于增長態勢，營業總收入同比增長4.5%，利潤總額同比增長6.1%。

不僅如此，虧損正在成為部分國企的大問題。同花順發布的數據顯示，截至今年前三季度，306家上市央企及其旗下子公司中出現虧損公司67家，占比為21%。

在多位專家看來，過去的發展思路已經開始不適應現在的消費需求，需要通過供給側改革實現新的增長，而改革首先要從國企開始。

效益指標下降

北京交通大學中國企業兼并重組研究中心主任張秋生在仔細研究了國企的經濟運行情況后認為，國有企業的數據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我國宏觀經濟態勢。“經濟下行在加速，這從企業的收入和利潤下滑速度上可以看出”。

數據顯示，今年1~10月，國企營業總收入同比下降6.3%，其中央企同比下降8.2%，地方國企同比下降3.3%。而在利潤方面，央企同比下降11.3%，地方國企同比下降6%。

“利潤下降的幅度比收入下降的幅度還大，說明經濟情況下滑出現了加速。”張秋生認為，財務數據在反映即時情況上還有些滯后，從這種加速度看，經濟形勢向好還需要更大的努力。

張秋生發現，在經濟下行加速過程中，央企比地方國企面臨的形勢更嚴峻。

從財政部公布的數據看，10月末，央企資產總額633226.5億元，負債總額428949.6億元，地方國企資產總額540249.1億元，負債總額350213.4億元。

計算得出，央企的負債率是68%，地方國企的負債率為65%。

“可以看出，目前央企的財務杠桿更大一些，負債率稍高于地方國企。”張秋生說，央企的財務費用增長9.4%，地方國企則為9.7%。

“這就意味著企業的貸款成本也在增加。”在張秋生看來，資產增加，負債增加，財務費用增加，但收入還下降，呈現出了雙向擠壓的局面。

盡管從總體上講，國有企業整體還有1.88萬億元的利潤總額，呈正增長，但張秋生較為擔心的是，在經濟下滑的形勢下，國企資產大幅增加，會加劇國企的社會責任和管理責任。

10月末，國有企業資產總額1173475.6億元，同比增長16.8%，增長速度比2014年同期要高4.9%。而從披露的信息看，9月以來，部分企業因國有股持股比例增加納入國有企業月報范圍，致使國有企業資產、負債有較大幅度增加。

張秋生認為，資產增加對于目前的國企來說未必是件好事，合并報表有可能是正常的企業之間進行重組合并，也有可能是因為國企持股比例加大變成國有控制。“如果是企業重組還好，能減少企業數量，消除過剩產能。但如果只是單純地增加持股比例，那么國有企業除了要承擔更多的責任，沒有更多的意義”。

在首都經貿大學工商管理學院教授戚聿東看來，國企的運行數據反映了經濟新常態下國有經濟的必然狀態。“過去10年是中國經濟增長的黃金期，經濟增長是由國有企業拉動的，特別是2003~2012年，國有企業發揮著主力的作用，但高速增長下也慢慢出現了產能過剩，經濟新常態下國有企業起到了帶頭下降的作用”。

戚聿東認為，國有企業是中國經濟的晴雨表，國企效益指標的下降，帶來的是全產業鏈效益的下降。

供給側改革首先要從國企開始

“在這種情況下，國家強調供給側改革是非常好的時機。”戚聿東認為，以前是靠需求來拉動維持經濟增長。但現在行業增長不均，需要通過供給側改革來降低價格，提高效率，做好服務。

11月10日，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著力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增強經濟持續增長動力。

所謂“供給側”，簡單來說就是相對于需求側、消費側，在外需不足、內需潛力和空間有限的情況下，今后經濟發展的著力點將從原本的重需求逐步轉變為供給需求共同發力。

“推動供給側改革，與當前的經濟形勢密切相關。”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楊偉民在最近的一次論壇上指出，現如今發達國家紛紛去債務化，靠債務支撐的國際市場收窄，我國的產能一部分變成過剩產能，出口對增長的拉動作用減弱。

全國政協委員、財政部財科所原所長賈康在2011年時提出基于總量調控的需求管理不足以包打天下，供給管理應進入長期視野。他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相比需求側，供給管理更多地著眼于中長期和全局的發展后勁，考慮不同角度的結構優化，區別對待、突出重點、兼顧一般、協調匹配等。

中國企業研究院首席研究員李錦認為，國務院發布的《關于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指導意見》(以下簡稱《意見》)，為“供給側”的改革做了充分的準備與動員。“國有企業改革是供給側改革的主體。《意見》貫穿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思想，國有企業推進按照市場原則實施產權多元化、改善公司治理結構、對管理人員實施市場化的激勵和約束機制、減少政府對企業的各種束縛等改革措施，體現出來的核心思想是‘放松管制、對內搞活、加強監管、轉型升級’等典型的供給側管理思維”。

在他看來，供給側結構調整的四個層次恰恰也是國企改革中“三個一批”的任務，即“發揮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司的作用，清理退出一批、重組整合一批、創新發展一批國有企業”。

“供給側改革不僅要求政府做改變，也要求企業自身做改變。”李錦認為，現在市場供給的問題主要存在于國企，鋼鐵、煤炭、石油等行業供需不對稱是整個供給結構調整中非常重要的問題，供給側改革首先要從國企做起。

也有聲音認為，強調供給側意味著以往一直重視的消費和需求可以靠邊站。

“供給側只是側重供給，并不是不講消費。”李錦認為，供給是供給消費，消費是社會發展、經濟驅動的本源，而在國企調整供給結構的階段中，側重點是供給，落腳點還是消費，保證供給和消費平衡是最終目的。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劉世錦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供給側改革最終是在創造需求，是在解決需求的問題。比如，減產能、兼并重組實際上是調整供給結構，把不需要的供給減下去，同時創造市場需求。

戚聿東指出，供給側改革要提高短缺行業的供給效應，目前有些領域的供給不能滿足需求，比如鐵路運輸、郵政服務等。

李錦認為，強調供給側改革意味著國企要在產品上提高供給質量，實現“供需匹配”。

“頻繁出現的代購潮、海淘熱等現象早就說明，隨著人們消費結構不斷升級，國內供給經常滿足不了需求。”李錦認為，國企需要將更多的精力用于設計研發更適用、優秀和有品牌影響力的新產品上，如果不能將各方有效需求和有效供給結合起來，不能從供給側去激活新需求，很難有效化解產能過剩問題。

但是，在按需供給的同時，也要注意不能一刀切。“政策制定要考慮到區域的特性，區域不同、行業不同，需求也會不相同。”李錦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

國企發展不能再“避輕就重”

“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是供給側改革的目的，而制度性改革能否突破束縛，決定著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空間，也由此決定著供給側改革的成效。”李錦認為。

“通過簡政放權，把原來政府掌握的權力放給市場、企業，讓市場活起來，讓企業愿意去生產，增加供應。在減稅、金融改革等方面，努力幫助企業降低成本，這有利于提高企業發展能力，增加有效供給。”李錦指出，新供給主義強調的是政府減稅和放權，這也是西方國家在提振經濟時共同使用的方法。

此外，李錦強調，國企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必須從消化產能開始。

“具體而言，這種改革要求清理僵尸企業，淘汰落后產能，將發展方向鎖定新興領域、創新領域，創造新的經濟增長點。”李錦告訴記者。

在戚聿東看來，目前僵尸企業主要存在于地方。“國企的效益按照行政級別是遞減的，縣級的國企營業效益不佳，對經濟已經沒有什么貢獻了。國有企業體量太大，該退出的就要退出”。

中央財經大學金融學院教授郭田勇前不久去山東、河北兩地調研時發現，一些煤炭企業產能過剩嚴重，有的處于半停產狀態，“雖然下決心要清理僵尸企業，但因此帶來的陣痛會比較大。”郭田勇認為，在清退僵尸企業時要有風險緩釋，一方面國家要通過雙創促進新的產能，另一方面，也可以通過“一帶一路”戰略目標找到一個平穩過渡的方法。

“我們說處理僵尸企業，并不是說把僵尸企業消滅，而是消滅品種。”李錦認為，簡單地說消滅僵尸企業會造成人心惶惶，認為企業沒了、工作沒了，要失業下崗了，引發“第二次下崗潮”。

在他看來，應該用“騰籠換鳥”的思路去換產品、換技術、換思路，換新的運營方式。“目前國企發展有一個非常明顯的態勢，輕工業利潤在上升，重工業利潤在下降，值得關注。”李錦說，過去，民營企業大多集中在輕工業領域，國企總是局限于重工業，但現在國企生產的一些資源型產品，很多已經不適應市場需求，國企的思想觀念要轉變，從“避輕就重”回到“避重就輕”。

在李錦看來，供給側改革要善于抓兩頭。一頭抓創新發展，在增量上下功夫，加快形成新動能；一頭是清理退出，在存量上下功夫，加快形成舊動能。

“產能過剩企業面太大了，不要輕言淘汰，更不能刮‘破產風’，正確的做法是改造一批，提升一批，淘汰一批。”李錦說。記者寧迪實習生金姝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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