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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剛結束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適應和引領中國經濟新常態的必然要求和重大創新，是適應國際金融危機發生以后綜合國力競爭新形勢的主動選擇。這里指出了金融危機后全球經濟再平衡、中國經濟新常態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內在關系和現實意義。

在全球產能過剩背景下，具引領意義

如果說2008年金融危機本身就是全球產能過剩和結構失衡所致的話，那么后危機時期全球量寬和刺激的政策并未緩解全球產能過剩，而且由此還導致了新的供需不平衡，造成全球性結構性產能過剩繼續蔓延，大宗商品價格不斷下降，全球通縮預期加劇，所謂世界經濟再平衡可能將會由此變成遙遙無期的結構性失衡問題。因此，全球經濟不是一個簡單的后危機時期的復蘇過程，而面臨深度的結構性調整和新舊動力的持續轉換。在這樣的全球化條件和內涵發生深刻變化的背景下，中國經濟雖然保持中高速增長，繼續引領世界經濟增長，但是無論如何也不可能獨善其身。首先，由于外部危機的沖擊，進出口貿易增速下降，經濟增速下滑；其次，由于全球產能過剩，全球大宗商品價格下跌傳導到國內，使得原來的投資預期利潤下降，國內投資需求減少；第三，危機發生以后，為應對危機的沖擊而采取的投資刺激計劃顯然帶來了巨大的產能過剩。因此，中國經濟新常態下要保持中高速增長，首先亟待解決的問題就是需要加快結構性改革和調整，促進產業結構升級轉型，培育創新驅動發展的新動力。否則，結構性問題不解決，僅僅依靠總量的需求管理政策，最終只會加劇結構性過剩問題，無益于經濟長期健康持續增長。中國經濟新常態也許會因為結構性改革滯后而變成增長速度的一路下滑。從這一點來說，中國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積極化解產能過剩，既是順應全球經濟結構性調整的大趨勢，也是適應并引領中國經濟新常態的應有之義，在全球產能過剩背景下，無疑具有先行和引領的重大意義。

具有鮮明的中國實踐特色與發展要求

新常態下中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具有鮮明的中國實踐，具有不同于供給學派的內在要求和特征。首先，強調供給側改革并不是“擁抱供給經濟學”，也不是“放棄凱恩斯經濟學”，更不是簡單照搬上世紀80年代美國“里根經濟學”。實際上，供給經濟學當時要解決的問題是發達國家長期采用凱恩斯主義導致的“滯脹”問題以及供給不足問題，本質上解決的是增長的激勵問題和增加供給的內在動力問題。中國今天強調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當年供給經濟學派的背景有很大不同，我們要解決的問題是緩解結構性產能過剩，增加有效供給，提升有效需求的問題。因此，核心問題是推動結構性調整，提升資源配置效率和全要素生產率問題。因為，產能過剩的本質問題是資源錯配和資源配置扭曲問題，因此，需要通過市場機制糾正和解決資源錯配，進而提升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效益。要解決這些問題，短期內必須加快去無效產能、去無效庫存、去高杠桿和防風險，緩解中小企業負擔，降低生產經營成本；長期內則需要通過全面深化改革破除阻礙資源配置、導致資源錯配的體制機制問題，包括政府職能轉變、簡政放權、發揮市場機制、加快人力資源配置、實施創新驅動發展等決定中長期增長的戰略問題。

打好推進結構性改革的政策組合拳

從目前以及今后一段時間來看，中國經濟增長將受到三方面的因素影響：一是全球經濟緩慢復蘇的沖擊將繼續影響中國經濟；二是短期需求不足尤其是投資不足和內需緩慢，將繼續制約中國經濟內生性增長的動力；三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無疑是中國經濟新常態下的重大創新，對促進中國經濟結構調整、增長動力轉換以及質量效益提高等長期穩定增長具有重大的戰略和現實意義。但是必須密切關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在短期內對經濟下行帶來的影響和陣痛效應：如去產能意味著過剩行業的“關停并轉”和“兼并重組”，意味著過剩的投資和無效投資進一步退出；無效低效產業和企業面臨淘汰出局，由此帶來部分失業等問題。對此既要有一定的忍耐性，又要有積極穩妥的配套措施；去庫存意味著消化地產庫存，防范金融風險和地方債風險。這些改革和調整意味著局部實體經濟做減法，更意味著經濟增長過程中的退出機制。

因此，加快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必須實施好五大政策支柱：即宏觀政策要穩，產業政策要準，微觀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實，社會政策要托底，要打好各種有利于推進結構性改革的政策組合拳。除此之外，筆者認為，第一，要堅持需求管理政策，尤其是要通過有效需求拉動有效供給；發揮新型城鎮化巨大的潛力和需求空間，實施好收入分配政策；特別是要實施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靈活精準的貨幣政策。第二，積極加快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短期內加快清理各種債務問題；積極減輕企業負擔，降低生產經營成本；實施破產機制，解決僵尸企業，尤其是通過市場化方式形成化解產能過剩的退出機制。從長期發展來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則要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加快技術進步，提高創新效率；加快全面深化改革，解決資源錯配，提高資源配置效率；發展高質量的教育，提高人力資本和勞動生產率，提升全要素生產率；加快發展模式轉型，提高經濟增長質量和效益。（作者為上海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所副所長、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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