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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

“再等等，再等等，風就來了，風一來，霾不就沒了嘛。”微信公號“俠客島”深夜刊文對這種行為進行剖析。

文章指出，個人和企業在政府松松垮垮的禁令中，都心存僥幸，一次違法違章未能懲罰，便會主張再度違法違章的僥幸。同樣，作為政府來說，之所以未能對這些重點排污排廢企業痛下殺手，說到底也是一種僥幸心理：反正這霧霾排在空中，誰能分得清是邢臺霾還是石家莊霾，是河北霾還是山東霾，既然都跟霧霾里的攝像頭一樣，模模糊糊，那就睜一只眼閉一只眼吧，何況年底還要沖刺GDP呢。

以下為全文：

襪子里居然沒有禮物，島妹很不開心。

島叔說，這是北京霾太大，圣誕老人他，可能迷路了吧，也可能這么多煙囪，鉆錯洞了……咳咳咳

12月，北京市政府從善如流地啟動了空氣重污染紅色預警并實施相應的應急措施，包括學校停課、機動車單雙號限行等。從效果來看，限行期間污染物指數確實有所降低，甚至使人產生“霧霾沒有那么嚴重”的錯覺。當然，預警有點兒晚節不保。

紅色預警結束后的12月23日，正常上班上學的北京市民發現，污染物指數又爆表了。雖然說，應急預案上明確寫著“預測超過XX天重度污染可以發布紅色預警”，但一是預警準不準？二是萬一碰到預測不準，重度污染持續了呢？紅色預警的持續天數是不是應該隨機應變？關于預警準不準、該如何修訂的問題，以及空氣重污染常態化后如何保障全市生產、生活、教育等正常秩序的問題，想必在不久后北京的兩會上一定會成為最為熱門的議題，期待代表們的智慧爆棚。

在學習《北京市空氣重污染應急預案》的時候，島妹注意到，霾紅色預警下實施機動車限行，對違章車輛沒有附加特殊罰款標準。也就是說，此時違章和平時一樣，罰款金額只需要100元。當時島妹就嘀咕了一下，這么便宜的違章罰款，事實上并沒有額外征收排污費，應該會有不少人選擇花錢上路吧？

　　果不其然，在北京實施第二次共計四天的霾紅色預警期間，共有10多萬輛機動車違反限行規定，光這罰款收入就達1000多萬。雖然不少媒體在炒作這千萬的罰款到底怎么收，但違法成本的低廉，讓紅色預警顯得有點不夠強硬。剔除搞錯了限行規則或確實有急事的，選擇主動違章的車輛應該不在少數。不是有人說了嘛，霧霾天里，攝像頭都拍不到車牌呢。

拍不到？今天一則新聞爆料出來，環保部華北督查中心在河北邢臺、石家莊等地督查時發現，盡管政府三令五申，啟動了應急預案，但很多企業依然在霧霾天違法施工、偷排未經脫硫和除塵的廢氣。

跟紅色預警天，違章出行的人一樣，企業也有這種心態，隔壁老王也沒停產，憑什么我不一起干呢？俗話說，法不責眾，偷偷摸摸干，萬一沒被發現呢？即使發現了，大不了罰點款，為了沖刺年底的營業額，這點風險值得冒。

個人和企業在政府松松垮垮的禁令中，都心存僥幸，一次違法違章未能懲罰，便會主張再度違法違章的僥幸。同樣，作為政府來說，之所以未能對這些重點排污排廢企業痛下殺手，說到底也是一種僥幸心理：反正這霧霾排在空中，誰能分得清是邢臺霾還是石家莊霾，是河北霾還是山東霾，既然都跟霧霾里的攝像頭一樣，模模糊糊，那就睜一只眼閉一只眼吧，何況年底還要沖刺GDP呢。

再等等，再等等，風就來了，風一來，霾不就沒了嘛。

這種行為有種學術表達，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加里貝克爾認為，人的許多社會行為一樣可以納入理性經濟人框架，也就是說，任何能夠進行獨立判斷的個體，基于其可獲得的信息或持有的價值觀，所作出的社會行為，都是理性的。

從個人利益最大化的角度考慮，如果良好駕駛體驗對于某人價值大于等于100元，那么其主動違章上路行駛就是一種理性的行為。同樣的，如果GDP的評分系數高于環境質量、居民健康，那么某些地區的行政長官對超標排污等行為“視而不見”也是一種理性選擇。當每個人、每個地方政府都在考慮自我利益最大化時，就構成了資源與環境問題的經典案例：“公地的悲劇”。

　　我們在吐（Zhi）槽（Ze）政府在某些問題上的不作為時，往往可以從自身找到一些影子。

中國的環境污染不是一個新問題。中國高速發展的三十年，就是伴隨著高污染。我們的地表水和地下水，大氣，土壤，海洋，每一類環境介質都有這樣那樣的問題，只不過，在經濟飛速發展的時候，我們享受發展帶來的便捷，也就淡忘了身邊存在的污染。

水污染了，可以喝桶裝水；土壤污染了，可以吃進口食品；我們默默地無視了大江大河的污染，無視了應留給子孫們的地下水的污染，無視了每個人都可能受害卻可以賭一把中獎概率的土壤污染；最后，當我們不得不面對呼吸的痛時，我們站了出來。為什么？因為大氣污染了，我們怎么都找不到替代品。

有人說，同一片霾天下，不論富貴貧賤，最能體現平等。多悲壯！所以，當我們躲不過去的時候，只能直面“公地的悲劇”。

在中國的治理體系中，地方和中央、地方和地方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組合。千百年來，權力一直在地方和中央之間尋找效率最優，有時候中央收緊權力更能促進改革，有時又要適當放權給地方，放活地方活力。

　　改革開放三十年，就是權力的分配過程。中央政府給地方賦予一定的權力，同時抓緊了一個考核目標——GDP，這跟地方大員的升遷息息相關，因此，各個地方都卯著勁完成KPI，這也導致了地方和地方之間的競爭關系。

任何的競爭都會造成壁壘和地方保護。因此，這種競爭關系下的權力網，就有著充滿活力的一面，也伴隨著無序競爭、惡性競爭的一面。這尤其在涉及像霧霾這類跨省的公共事件中，表現得尤其明顯。

缺乏頂層協調，把治理污染的權力再下放到地方政府各自完成，最后面對的不得不是地方利益的消磨、腐蝕。都是理性經紀人，面對實打實的GDP增長和排到空中分不清哪里來的霾，哪個更實在？一目了然。

所以，在治霾問題上，中央層面的統籌必須要克服地方利益。事實上，中央政府早已出臺區域總量控制、流域生態補償和跨界斷面考核等政策，旨在解決政府間的相互扯皮問題。

2015年出臺的《生態文明體制改革總體方案》更是明確提出了進行生態文明績效評價考核、建立污染防治區域聯動機制、對領導干部實行自然資源資產離任審計、建立生態環境損害責任終身追究制等要求，旨在改變唯GDP論的畸形發展觀，進一步促進國家治理現代化。這將是一場頭腦和肢體上的大手術，或許，不會像我們想象中的那么順利。

對于我們每個人普通公民，意識與行為改變的任務同樣考驗著我們。無論是垃圾分類回收、用水用電和機動車行駛，我們所有的社會行為都可能會出現更嚴格的行為規范、更昂貴的價格乃至罰款。當類似的規范真的出臺的時候，島妹希望我們每個人都能夠發自內心地理解。

一場霧霾，是國人公共意識的教育，同樣也是治理現代化的一場考驗。在霧霾中呼吸的痛，不能將它忘在風中。（原文標題為《一場霧霾，帶給我們多少教訓和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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