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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木興/制圖

有學者直言“未婚媽媽別開心得太早”,如果其中一方生育過一個或多個孩子,另一方不可能被免除社會撫養費

去年夏天,女星境外“凍卵”事件曾引起公眾對女性生育權的一番討論。上周,廣東省率先完成了計劃生育條例修訂,其中一項規定,未辦理結婚登記生育第一胎子女的,不再需要繳納社會撫養費。這使得未婚生育權議題又重回了公眾視野。

有單身白領看到新規后隨即向新快報記者表示,似乎看到了不結婚就能生育孩子的希望,感到十分興奮。新快報記者近日調查了解到,新政為未婚生育一胎免去了一筆不菲的“罰金”,但按照該條例,未婚生子仍屬違規行為。另外,當前法規禁止未婚人士通過人工輔助生殖技術懷孕,單身女性想要“借精”生子需要掂量掂量了。

新快報記者 黎楚君 黎秋玲 陳海生

東莞未婚媽媽 六年不敢直面計生辦

故事

去年9月,凡安(化名)7歲的兒子終于讀上了東莞的公立小學。因為是未婚生下孩子,凡安在孩子出生之后一直躲避與計生系統接觸。若非孩子上小學急需解決戶口問題,她還沒有勇氣站出來爭取孩子的權利。“抗爭”之后,孩子終于告別“黑戶”順利上學。而她,仍拖欠著5.6萬元的社會撫養費,這筆“罰款”對這位獨力撫養幼兒的母親來說,是個沉重的負擔。

今年40歲的凡安和孩子一起,努力并安穩地生活。沒有多少人知道,她是一個未婚媽媽。目前,她在居住的小區里經營著服裝生意,閑暇時間還兼職做保險。對于凡安來說,孩子的出現,是一場“意外”,但她沒有拒絕上天賜予的這份“禮物”。2008年,凡安和男友分手后,發現自己懷上了孩子。那時,她與前男友已經失去了聯系。她告訴記者,基于個人體質和年齡的原因,醫生建議她最好保留孩子。“那時我已經33歲,醫生說年紀越大對孩子越不利。”最后,她頂著各方壓力,決定生下孩子。

同年10月,孩子在粵北老家出生,與醫院解釋溝通后,凡安拿到了孩子的出生證,出生證上只有母親一方的信息。“因為不懂法,不懂得程序怎么走,總以為見不得光,一直不敢公開咨詢上戶口的事情。”凡安到處打聽,都說沒有辦法上戶口,她為此曾想過假結婚、借用親戚名義等方法為孩子上戶口,都因各種顧慮而放棄。

孩子隨凡安回到東莞生活了6年,上了私立的幼兒園。但孩子到了上小學的年紀,凡安不得不直面孩子“入戶”的問題。“我帶他去面試了私立小學,學校也要求提供戶口。”2014年4月,她終于出現在了轄區計生辦。“之前都是通過打電話咨詢,這一次我是鼓足勇氣豁出去了。”她說。與計生辦首次“正面交鋒”,凡安被告知必須繳納十多萬元的社會撫養費,才能獲得計生證明去為孩子辦理入戶,而且未必能入戶成功。“第一我確實沒有能力交這筆錢,第二他們也說交了錢拿來證明也不一定能入戶”,凡安一時手足無措,而且計生辦工作人員并不相信她聯系不到孩子的父親,這讓她覺得計生辦“不近人情”。

后經朋友提醒,社會撫養費繳納不能與孩子入戶捆綁,凡安嘗試直接到公安部門提出辦理的戶口的申請。沒想到,得到的是一長串的材料清單,列明她需要提供計生辦出具的《計劃生育證明》、孩子父母的身份證原件及復印件、孩子父母戶口本原件及復印件、社會撫養費罰款單等十余種文件,公安部門才會受理她的入戶申請。

因為無法聯系到孩子父親,也因為無力支付“巨額”社會撫養費,凡安仍然沒有看到“入戶”的希望。2014年6月,她請律師向當地法院提起訴訟,請求法院確認公安機關在她申請為兒子上戶口時要求提供《計劃生育證明》、《計劃生育服務證》、《罰款單》和《結婚證》等屬行政行為違法,并請求公安機關依法為孩子上戶口。法院未正式受理立案,但此舉引來了媒體關注。

凡安告訴記者,此后在法官的協調下,她和律師同意撤訴,公安機關承諾為她的孩子上戶口。2014年底,孩子終于告別了“黑戶”身份。社會撫養費方面,計生部門經過調查知道凡安確實獨力撫養孩子,而且確認是第一胎,同意把“罰款金額”降低到五萬多元。但這筆錢,凡安至今仍未繳納。她一直不明白,自己只生育了一個孩子,為什么需要交“超生”的“罰款”。

新政

未婚生育第一胎 不再征社會撫養費

凡安的疑惑其實有理有據。2015年12月27日,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八次會議通過關于修改人口與計劃生育法的決定,修改后的人口與計劃生育法于2016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至此,延續了36年的獨生子女政策正式宣告終結。實際上,《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口與計劃生育法》修改前后,都有規定 “公民有生育的權利,也有依法實行計劃生育的義務”。另外,《婚姻法》第25條也規定:“非婚生子女享有與婚生子女同等的權利,任何人不得加以危害和歧視。”上述法律,一方面沒有否定未婚人士的生育權,另一方面保護著非婚生子女的平等權。

但是,對未婚人士生育權的規定較為寬泛、模糊,忽略甚至明顯限制未婚人士生育權的法規和行政行為時有出現。比如,根據2014年3月27日通過并開始實施的《廣東省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第四十八條,“未辦理結婚登記生育第二胎以上子女及有配偶又與他人生育的,按超生處理。” 同時第五十三條又規定,未辦理結婚登記生育第一個子女,六十日內未補辦結婚登記的,按照上一年當地城鎮居民鄉鎮農民上年人均純收入額為基數,征收二倍的社會撫養費。也就是說,即使是未婚生育第一個子女,也要繳納社會撫養費。

對此,今年1月1日開始施行的新版《廣東省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做出了調整。2015年12月30日上午,廣東省十二屆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二次會議第二次全體會議,表決全票通過了新修正的《廣東省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新規減輕對未辦理結婚登記生育子女的法律責任,明確未辦理結婚登記生育第一胎子女的,不再征收社會撫養費,只督促補辦相關手續。

全國人大代表、廣東律師朱列玉接受新快報記者采訪時表示,生育權是基本人權的一個方面,未婚人士也擁有生育權利。“把‘超生’和未婚生育兩件不相關的事情扯在一起,本不合理。”因此,他認為條例的修改體現出法律更加人性化。廣東國鼎律師事務所律師郭曉穎認為,新規實際上是對比較突出的未婚生育問題的一種回應,進行了適當的利益平衡,客觀上也確實有利于維護單身女性的生育權。但總體上,法規對未婚生育的行為并不提倡。

專家解讀

未婚生育堅持不結婚登記仍屬違規

既然未婚生育第一胎不用再繳納社會撫養費,是不是意味著單身人士擁有了生育一個孩子的權利?事實未必如此。

新修訂的《廣東省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規定:未辦理結婚登記生育第一胎子女,責令補辦結婚登記。廣州市人大代表、市社科院哲文所所長曾德雄強調,生育權是基本人權的一個重要內容,取消未婚人士生育第一胎的社會撫養費,更加接近了生育自由原則。然而,新規仍然要求生育者“補辦結婚登記”,他認為從法理角度“毫無道理”。全國知名律師吳有水也表示,我囯法律規定,婚姻自由,即公民有結婚的自由,也有不結婚的自由,包括有和誰結婚的自由。所謂的責令辦理結婚登記,事實上就是干涉婚姻自由。

全國人大代表、廣東律師朱列玉表示,如果生育者堅持不辦理結婚登記,屬于違反行政性規定。只是因為條例除“責令補辦結婚登記”外沒有明確其他處罰措施,所以一般責令沒有執行,“也就算了”。朱列玉認為,這個巧妙的行文,實際上是以思想教育等方式取代了以往的強制性罰款措施。廣東國鼎律師事務所律師郭曉穎也認為,從字面上理解,補辦結婚登記是法規賦予未婚生育男女雙方的義務,堅持不補辦結婚登記,確實有違法規精神。

中國青年政治學院法律系副教授、法律學者楊支柱更是直言:“未婚媽媽別開心得太早。”在他看來,在現行計生政策的邏輯之下,“未辦理結婚登記生育第一胎”,指代的對象是未婚且之前沒有生育過子女的男女雙方。而如果其中一方生育過一個或多個孩子,另一方就不可能被免除社會撫養費。他還指出,在一般情況下,如果不交代孩子的父親信息,母親一方為孩子上戶,會遇到困難。

政策利好

入戶與計生逐漸脫鉤

未婚人士的生育權沒有受到保護,最直接的體現是非婚生孩子的個人權利受到侵害。1988年印發的《公安部、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關于加強出生登記工作的通知》就有規定:對未辦理獨生子女證、沒有施行節育手術、超計劃生育嬰兒的人,以及早婚、非婚生育嬰兒的人,應當給予批評教育直至進行行政和經濟處罰,但對嬰兒都應當給予落戶。此后,各級部門也多番明令禁止入戶與計生掛鉤的行為,但各地執行的情況不一。

廣州市蘿崗居民如小姐2009年未婚生下孩子并拿到了出生證,只是因為工作和戶口的原因,她和男友到2010年11月才拿了結婚證。孩子3歲多需要上幼兒時,如小姐因擔心兒子沒入戶上不了學,去幫兒子入戶。但因為是未婚生子,她按照行政部門的要求,向居委繳納了上萬元的社會撫養費,并且做了親子鑒定,才順利入戶。

可喜的是,去年廣東省戶籍改革獲得重要進展,入戶與計生逐漸脫鉤。2015年7月,廣東省公安廳、省衛生計生委聯合印發《關于進一步加強出生小孩戶口登記管理工作的通知》。文件規定,全省各級公安機關在辦理新生嬰兒戶口登記手續時,要進一步簡化手續,憑出生小孩的《出生醫學證明》、父母(或監護人)的居民身份證(或軍官證)、結婚證及居民戶口簿辦理,不得將持有計劃生育證明或結扎證明等作為辦理出生入戶的前置條件。單親家庭不能出具《結婚證》的,憑出生小孩的《出生醫學證明》或親子關系醫學鑒定、母親(或父親)的居民身份證及居民戶口簿辦理戶口登記。此后,廣東各地逐漸取消入戶前的計生證明審查,這為已婚或未婚生子女入戶掃除了一大障礙。

不過,在現行的計生政策下,生孩子必須持有“準生證”或“計劃生育服務證”,而獲得準生證的一個前提就是要有結婚證。在此背景下,非婚生育難以獲得婦女懷孕、生育和哺乳期間的特殊勞動保護和補償。

實踐困難

單身女性不能接受 輔助生殖手術

隨著都市人生活方式的改變,越來越多的單身族有“不婚”的打算。其中,有不少女性希望能獨力養育自己的孩子。在廣州市天河區上班的白領劉小姐是其中一位。她告訴新快報記者,早在少女時代,自己就萌生出不結婚但要養育一個孩子的想法。因為見到不少男女婚后生活并不愉快,她對婚姻沒有憧憬,但長期一個人會感覺孤單,所以想要一個孩子。“領養也可以,如果可以通過試管嬰兒技術自己生一個也很好”。

事實上,目前國內試管嬰兒技術已經相當成熟,但劉小姐這個未婚做試管嬰兒的愿望暫時還不能實現。2003年原衛生部新修訂的《人類輔助生殖技術規范》中規定:“禁止給不符合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法規和條例規定的夫婦和單身婦女實施人類輔助生殖技術。”

廣州市內多家醫院生殖中心醫生向新快報記者表示,他們只為患有不孕不育或其他特殊病癥的已婚夫妻實施輔助生殖手術,并且要求提供準生證等證明文件。當前,還未見有醫療機構為女性提供基于保存生育能力為目的的凍卵服務,正規的機構更不能為單身女性提供體外受精和受精卵移植手術。

不過,國內也有省份頒布了“開放”政策。2002年,吉林省在其人口計生條例中規定,“達到法定婚齡決定不再結婚并無子女的婦女,可以采取合法的醫學輔助生育技術手段生育一個子女。”消息一出,隨即引起了社會各界的廣泛討論。有討論者認為此舉容易被解讀為政府鼓勵公民未婚生育,是對傳統家庭觀念的破壞;更有學者指出,該政策以犧牲下一代人的權利為代價滿足當代部分人的需求,不符合人類發展中的代際平等原則。也有討論者認為,允許未婚女性通過輔助生殖技術懷孕,體現了對女性的尊重和社會的進步。

全國人大代表、廣東律師朱列玉接受新快報記者采訪時表示,“在不影響他人利益的前提下,每個人有選擇生活方式的權利。”他認為社會應該有寬容的氛圍,尊重這些群體的選擇。不過,他提示,在國家層面尚未完善好相關法律的情況下,通過輔助生育方式生育,可能引發法律方面的問題。比如,女性通過精子庫獲得精子生育,需要搞清楚捐精者是否有撫養責任。“這些都需要有司法解釋。”朱列玉表示,全世界對“借精”、“借卵”生育的行為都還沒有完善的法律規定,“所以實踐上的探索也需要很謹慎”。

“法律并不是鼓勵這種行為。”朱列玉強調,盡管單親家庭同樣能培養出優秀的下一代,但一般還是認為孩子生活在完整的家庭對他們的成長更加有利,因此他認為社會輿論不應鼓勵未婚生育行為。他特別提醒,單身女性在考慮獨力生養孩子時,要判斷來自心理、經濟等方面的壓力。

廣州市人大代表、市社科院哲文所所長曾德雄也認同,在不影響和侵害他人權利的前提下,公民有權做出自己的選擇并為選擇負責。至于有人擔心開放未婚生育會造成婚外情、撫養和贍養責任混亂等問題,他認為,法律應該從權利出發而非道德出發,只要公民被充分告知權利和義務,就可以自行做出抉擇,“至少不需要公權力操心”。知名律師吳有水則認為,單身女子采用何種方式生育小孩,是其個人的自由,政府無權規定只能用技術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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