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市政協委員景瑩關于《進一步健全青少年學生校園暴力行為介入干預機制》的提案引發了關注
近年來,青少年校園暴力行為不時見諸報端。
在2016年上海兩會上,上海市政協委員景瑩關于《進一步健全青少年學生校園暴力行為介入干預機制》的提案引發了關注。
調查:13.46%小學生受到軀體欺侮
在景瑩公布的一份由虹口區小學、初中、高中、職校的6507 名學生參與的有關校園暴力的調查顯示,在過去6個月內遭受過語言欺侮行為的學生占 17.83%,語言欺侮行為報告率為 15.32%,其中男生受到語言欺侮行為的人數比女生多。小學和初中男女生語言欺侮行為報告率都較高,而軀體欺侮行為在小學生和初中男生中尤為突出。
在語言欺侮行為中,最常見的方式為謾罵,其次為嘲笑缺點、侮辱、威脅/恐嚇和取笑身體缺陷;從語言欺侮行為實施者看,近八成的學生遭到的是校內同學的語言欺侮。
在受到語言欺侮行為之后,多數學生感到憤怒或委屈,但也存在想報復、對社會失望、厭學等極端消極情緒;在遭受語言欺侮行為之后,超過三成的學生選擇悶在心里,選擇其他處理方式的比例從高到低依次為告訴教師、采取對罵對打、告訴家長以及告訴同學。
軀體欺侮行為發生最多的是在小學生中,比例為13.46%,之后依次為初中生、職校生和高中生;軀體欺侮行為分為推搡或扔東西、惡意地敲打/踢/抽打/扼/卡、扯頭發、打耳光等。同樣有超過八成的學生遭到校內同學的軀體欺侮;學生受到軀體欺侮行為后的反應和遭受軀體欺侮行為后的處理方式與語言欺侮行為類似。
分析:缺乏生存和生活技能教育
景瑩告訴澎湃新聞記者,在上海的校園中,青少年校園暴力行為并不少見。而導致這一現象逐步加劇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主要表現在學校教育、社會教育以及家庭教育的部分缺失。
對于學校教育缺乏系統性,景瑩認為在青少年人格慢慢確立的過程中,生存和生活技能對于人的發展某種程度上比文化課更加重要。然而,校園欺侮行為從個體角度講其實是因為生存和生活技能的缺乏,這與當前我們中小學教育過于偏重文化課教育,并沒有把生存和生活技能教育放到一個相對重要的地位,更加沒有系統的進行規劃并納入教學計劃等有著密切的關系。
景瑩還指出,由于當前社會常常把青少年的教育和成長看成是學校和家庭的事情,這導致了街道社區對于青少年發展還不是特別重視。景瑩認為,街道社區對于青少年的發展可以發揮重要作用,因為街道社區可以綜合利用多種手段,并且能夠跨越學校、家庭等界限開展工作。不過,街道社區目前缺乏相應的人手和專業知識。
景瑩還指出,家庭因素也是影響青少年暴力的一個極其重要的因素,“父母婚姻狀態的異常以及教養方式對于青少年暴力和其它社會問題都具有重要的影響。” 景瑩表示,當前這一代家長許多都是獨生子女,其本身在成長過程中是集整個家庭的“萬千寵愛于一身”,這對其成長過程來說有一定缺失,他們組建的家庭往往在家庭教育上缺乏相應的經驗,而且還有比較高的離婚率,這易對孩子的健康成長造成不利的影響。
建議:學校、社區、家庭三方面介入
對青少年校園欺侮行為干預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景瑩表示,對于政府來說,主要應從環境的改變、技能的獲得以及樂觀健康人格的培養等方面來介入。
景瑩建議,在中小學開設生存與生活基本技能課程。青少年的成長除了遺傳因素外,很重要一點的是受到來自于社會環境的影響。在中小學設立包括溝通能力、危險識別能力、危機處理能力、情緒控制能力、人際交往能力等生存和生活技能培養的基本技能課程,實質是創造一個微小環境,從知識獲得、能力培養、行為改變等方面幫助青少年的健康成長。
其提案還建議,加強社工隊伍建設,積極培育社區的治理功能。現階段比較可行的方法是依靠社工的力量,社工能夠對社區的各項功能進行整合,能夠跨越社區、學校、家庭等開展相應的工作,能很好地補充學校教育的缺陷。同時社工具備專業上的優勢,能夠大大節約教學資源,并能夠對一些特殊對象進行一對一的矯正。政府應把社區的力量和社工的力量結合起來,讓社區在青少年成長過程中提供援助、協調矛盾等幫助。
景瑩還建議,設立類似于“青少年成長援助中心”的機構。政府對于家庭因素的干預并不是意味著要面對每一個具體家庭,而是通過維持家庭功能、保障青少年權利、加大對弱勢群體的補助等措施來進行,其目的在于為青少年的成長創造一個良好的家庭環境,并從家庭的角度加強對青少年成長的指導。政府可以通過設立這樣的機構,引導專業力量關注這個領域,并對家庭的教育、青少年的發展提供針對性的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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