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成鋼：中國最基本的問題是內需不足
陳煒
從10%到6.7%，中國經濟增速已經連續五年高位下行，中國經濟出現的問題，很多人認為是由于經濟體制問題，產業政策之爭煙硝四起，如何處理好政府與市場之間的關系？經濟何時能企穩回升？如今，國企改革進入政策落實期，進展如何？在全球經濟下行的背景下，中國該如何發力？經濟觀察報與北京當代經濟學基金會一起聯合采訪了北京當代經濟學基金會學術委員、長江商學院教授許成鋼，請他解讀中國經濟下滑之謎、政府與市場的邊界關系，詳談經濟學理論的中國創新路徑。許成鋼曾獲2016年中國經濟學獎、2013年孫冶方經濟科學獎。
把財政刺激抽掉問題更突出
經濟觀察報：你怎么看未來中國的經濟方向？
許成鋼：基本上最近幾年大的變化方向在我的預料之內，即中國經濟會持續下滑。現在中國面對的基本問題沒有得到解決，而經濟暫時沒有下滑，是使用某些政策手段暫時頂住所致，只要頂住的手段稍微放松，經濟又會繼續下滑。其中最主要的手段就是財政刺激，財政刺激一放松，整個經濟就下滑。中國現在最基本的問題是長期內需不足。
非常簡單的現實情況就是，全中國個人可支配收入的總值占GDP的比例非常低。有一些人認為，2011年以后，個人收入占GDP的比例有所回升，但這實際上是誤導，為什么呢？當我們講什么東西決定內需的時候，關鍵不在于速度，而在于水平，在于比例。最近略有回升指的是向好的速度，即相比原來非常低的比例下，有一點提升，但是這一點提升，并沒有從根本上改變全體中國個人收入占GDP比例遠為過低的水平。
只要全體個人的收入占GDP的比例很低，就決定了全社會的需求不足，大量的東西沒有人買，經濟增長沒有力量。所謂過剩首先就是因為需求不足；另一部分的過剩是在中國的制度里產生出來的，我們叫軟預算約束的問題。當制度為企業制造出大量軟預算約束的現象時，企業就不會管市場上的需求，仍然繼續生產。我們現在的通貨膨脹率非常低，看PPI實際上是通貨緊縮，PMI也已經持續兩年呈收縮狀態，所有這些實際上都反映了，內需不足導致經濟增速下滑，如果把財政刺激抽掉，問題更突出。
經濟觀察報：你覺得財政刺激能持續多久呢？
許成鋼：財政刺激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從規律性的現象我們知道，現在的問題，用財政刺激是不能解決的。
解決債務問題要靠經濟增長
經濟觀察報：債務問題是現在中國經濟面臨的挑戰之一，由于中國債的主體是銀行，很多人擔心銀行的壞賬率非常高，會影響中國的金融穩定和安全，你怎么看中國債務問題的走向？
許成鋼：中國的債務問題，需要仔細看是誰的債？如果講銀行，看一下是什么所有制的銀行，就很清楚。中國的銀行業基本上是國有制的，中國的金融，主體是國有制的。我們剛才已經講到，在國有金融體制下，軟預算約束的問題是沒有辦法避免的。
軟預算約束問題的核心就在于，資不抵債的國有企業不會破產。它靠不斷借錢生存。最后，當經濟里有大量資不抵債的國有資產靠借貸生存，壞債就會不斷積累，而且積累的速度非常快，這不是新問題。上世紀90年代的國企改革，下了重大的改革決心“抓大放小”，深度改革國有企業，原因是什么？就是因為國企欠的債還不了，債臺高筑，使得國家的經濟面臨很嚴重的困難，甚至危險。但是當時的措施，有一些只是權宜之計。例如，把壞賬隔離出來放在另外一個機構，實際上那不是解決問題的根本辦法。真正解決問題的辦法是硬化預算約束，提高效率。在民企大發展，整個經濟的效率全面提高的前提下，雖然軟預算約束問題沒有完全解決，但國民經濟的高速發展把過去在金融領域積累的壞債稀釋了。
上世紀90年代末20世紀初的時候，由于壞債問題，中國面臨很大的危險，很多人擔心中國的經濟會不會垮。當時很有名的研究中國問題的美國專家尼古拉斯·拉迪寫了一本書，預言中國現在坐在火山口上，任何時候火山爆發，中國經濟就完蛋了，整個中國的金融已經在技術上資不抵債了，完全以人為的方式在維持。當時香港知名經濟學家劉遵義教授有一個很有趣的比喻，他說中國的壞債問題像老男人的前列腺癌，醫學界一個普遍的共識，是說老男人的前列腺癌基本上不致命，這個人是帶著癌死，而不是癌致死。他說中國的壞債問題不致命，因為經濟增長速度快，增長速度快的時候，債的問題不要緊的，如果效率高，如果增長速度快，可以稀釋它。但是，如果軟預算約束很嚴重，增長速度又掉下來了，稀釋的手段就沒有了。更令人擔心的是，最近十年來，大型國有企業在不斷加強，加強國有企業就是在加強軟預算約束的問題。軟預算約束問題帶來的后果越來越嚴重。
中等收入陷阱是制度陷阱
經濟觀察報：你怎么看待“中等收入陷阱”，中國是否進入了這個階段？
許成鋼：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只是人們觀察到某些國家似乎有這樣的現象。中等收入國家，本身意味著它和發達國家之間還有很大差距，應該都有潛力快速追趕，因此沒有道理說中等收入國家的經濟增速就會下降。所以，當中等收入國家經濟增速下降的時候，重要的是要分析下降的原因是什么。所有中等收入國家增速下降，只要不是戰爭，百分之百都是因為制度問題。所以與其叫做中等收入陷阱，不如叫做“制度陷阱”更確切。任何中等收入國家，沒有能力追趕發達國家，都是因為制度束縛了它的發展，而不是因為中等收入帶來的陷阱。
中國的增長速度慢，首當其沖的原因，就是內需不足，而內需不足的原因是全體國民個人所得的可支配收入占GDP比例過低，這實際上是相關制度帶來的，相關制度使得各級政府以各種方式收集的財政收入，其增長速度一直快于GDP的增長速度，導致了這個后果，這是近20年時間積累的結果。現在全體個人所得收入占GDP的比例只略高于1/3，世界罕見。相比之下，美國、日本、韓國、印度、巴西、俄國都是50%以上。
減稅是解決內需不足的核心
經濟觀察報：現在中國經濟和全球經濟都很疲弱。對中國來說，你覺得增長動力應該從哪些方面切入？
許成鋼：從基本面上看，決定中國經濟增速下滑的決定性原因是內需不足，這個問題不解決，增速是沒有可能恢復起來的。怎么解決？減稅是核心。中國之所以個人總收入占GDP比例這么低，因為各種名目的稅收太多。
經濟觀察報：如果讓國家降低財政收入，個人收入占GDP的比例提高，現實中有什么措施能夠實現呢？
許成鋼：這直接關系到體制改革，體制改革的過程中會遇到很多困難，當面對大量困難的時候，把財政收入降下來，財政開支怎么辦？如果突然間不能支持財政開支，會不會出問題？
發達國家是如何解決相關問題的？歷史上開創產業革命的國家是英國。產業革命的條件之一就是保護產權、減稅。但當時英國在與法國打仗，如何解決財政收入問題？他們是通過在市場上大規模發國債來解決的，包括內債和外債。發國債遠遠不是一個簡單的技術手段問題。為什么法國不能通過發國債解決財政問題？關鍵在于一個國家有沒有在對內、對外大規模舉債方面的信用。我這里講的發國債不是用銀行的方式，而是用在市場上賣債券的方式，買的人都是自愿的，而不是被強迫的。當人們認為你的國債是我的投資手段的時候，人們愿意買。在這個條件下，可以用大規模發內債、外債的方式解決財政問題，同時把大量的稅減下去。這本身是體制改革的一個大方向。
另一個體制改革問題，就是如何壓縮行政機構，降低行政開支。這里包括國企和各級政府，作為改革的目標，必須有意識地壓縮政府，讓政府小，壓縮的不僅僅是行政的部分，還包括國企。中國的債務問題很大一部分是地方政府債。所謂的地方政府債，實際上多數是以國企的名義，變相從銀行里借出來的，這很危險。危險的原因在于它是以土地抵押從銀行里借錢。例如，當三四線城市的土地市場出問題，地價下降意味著抵押資產價值的下降，這就意味著不僅僅這些地方政府的杠桿率增高，銀行自己的杠桿率也在增高。如果地方政府債是以市場上發的長期債券為支撐，就不這么危險，但它是用抵押貸款的方式從銀行借來的債，就很危險。
經濟觀察報：2016年民間投資下滑明顯，為什么現在民間投資信心不足？有經濟學家認為，現在中國處于經濟周期的底部，所以民間不敢投資，怎么扭轉這種趨勢？
許成鋼：實際上市場面對的困難，最基本原因就是內需不足。面對硬預算約束，如果濫投資將造成資不抵債，是要破產的。所謂的硬預算約束說的就是破產，軟預算約束說的就是不破產，所以，當整個市場內需不足，面對硬預算約束的民企，就會很謹慎，不敢投資。
另一方面，當政府用刺激的方式來支持經濟增長時，民企很難參與其中，結果就變成了國企更發展，而軟預算約束的國企發展靠借債，而這個債往往要變成壞債，這就是很多年人們講的“國進民退”的趨勢。
單獨征收房產稅不是好事
經濟觀察報：對于發達國家而言，房地產稅是地方稅的主要來源，你怎么看中國最近的房產稅問題？
許成鋼：很多人可能認為這是在學習發達國家，但是現在我們必須先要認清楚，發達國家是在什么制度下這樣操作的。發達國家共同的基本制度的一部分，是私有土地制度。因此，政府不能靠賣土地獲得收入，而是依賴征收房地產稅來解決地方財政問題，而征收房地產稅的具體安排，是按照地方人民的意愿選舉的地方議會自主決定的。
相比之下，中國是全面的土地國有制（農村集體的農用土地，必須在國有化之后，由政府在市場上出售），地方政府靠賣土地的租期和出租土地獲得大量財政收入。所有人現在使用的土地都有租期，買來的都是租期。在這種背景下，我們再討論房地產稅，有兩個基本問題要綜合考慮，第一，征稅的法理和居民的關系是什么？第二，內需不足的原因是全體個人的可支配收入過低，即稅過高，如何解決這個問題？
我并不反對征收房地產稅本身，但是這個問題一定不能單獨提出來，一定是與整套制度配合在一起的。如果沒有整體的改革，沒有整體的減稅，單獨提出多向人們征收一個稅種，進一步增加人民的稅負，對全國的經濟一定是壞事，不是好事。
資源配置離不開制度問題
經濟觀察報：結合中國或者發展中國家的實踐來看，當代經濟學理論的創新探索方向在哪里？
許成鋼：經濟學最老的傳統是亞當·斯密時代，亞當·斯密的時代叫政治經濟學，即politicaleconomy，非常著重討論人類社會的制度，當時不同學派的學者之間的辯論，多數著重的是制度問題。但是在19世紀后期，經歷了產業革命的國家里，市場制度和市場經濟大發展，趨于成熟。與此相應，產生出新的經濟學，今天我們叫它叫做古典經濟學，其重點離開了制度問題，轉移到了資源配置。實際上資源配置原本是離不開制度的，但是當這個概念出現了以后，重點就集中到了市場上。在十九世紀末“經濟學”（即economics）產生之后，更著重定量分析。定量分析的前提是一定要想各種辦法，讓事情變得簡單，從方法論上，從老的政治經濟學過渡到新的經濟學領域，是一個重大的進步。
為了能夠定量地討論市場上的資源配置問題，受當時分析手段的限制，把制度因素在假設中去掉了。但實際上，你發現大量的資源配置問題，是制度在起作用，比如政府。因此，這樣假定沒有制度因素干擾的經濟學，在取得了很大的進步的同時，發展也受到了很大限制。因為，即便在理解發達經濟時，制度也一直是重要的。例如，科斯在18世紀30年代提出的“什么是企業，什么是企業的邊界”這樣的問題，離開了制度是無法討論的。于是，在最近的二十幾年，討論制度的這部分非常快地發展起來，人們把它叫做政治經濟學。為了和老的politicaleconomy分開，今天人們經常用的是politicaleconomics，中文仍然翻譯成政治經濟學，但是英文詞是有區分的。
經濟觀察報：有創新思考的中國學者提出的哪些觀點已經得到國際上的關注？
許成鋼：在經濟學里，中國的學者在國際間獲得最顯然承認的，可能首先是理論經濟計量學的學者。理論經濟計量學研究的是實證研究里的方法論，它最終是為了能夠在做實證工作時提供方法論上的幫助。這方面，中國有若干學者在國際間得到很高的承認，比如老一代的鄒至莊教授等，還有應用計量經濟學家，比如劉遵義教授等。我們這一代的，哥倫比亞大學的白聚山教授，耶魯大學的陳曉紅教授，賓夕法尼亞大學的方漢明教授，斯坦福大學的洪翰教授等。討論到和制度、和政治經濟學相關的，從純方法論上，就是機制設計理論。機制設計理論方面，中國也有若干在國際間受到很好的承認的有影響的學者，例如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院長周林教授，上海財大的田國強院長等。
中國的學者在新的政治經濟學比較弱，但是在討論制度方面并不弱。錢穎一教授做的，關于制度方面的工作在國際上得到了非常充分的認同，而且他所做的探討是以中國為主，但不限于中國的問題，在國際上有很大的影響力。魏尚進教授、林毅夫教授和老一代的張五常教授等，都有在經濟學界影響力很大的工作。
廣義地討論經濟學，應該包括金融學。在這方面，麻省理工的王江教授，普林斯頓的熊偉教授等，都是國際上公認的做出過非常杰出貢獻的經濟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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