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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觀點認為，由于中國非金融企業部門債務率超出國際一般水平，經濟景氣下行和產業結構調整勢必帶來更大范圍企業違約，系統性風險不可避免。中國建設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黃志凌在接受中國經濟網記者采訪時表示，這種觀點有失偏頗。非金融企業部門債務水平高與中國經濟結構有關，不能依此低估中國債務市場健康水平。

　　正確理解債務違約風險很重要。標準普爾違約定義包含：債務到期時，債務人在寬限期內未償付債務。最常見的“寬限期”為30天或者更短。因此，標準普爾的違約定義大體上等價于“30天限期支付”的違約定義。(標普的違約定義與國內銀行業的違約定義有所不同。差異主要在于標普的違約定義更為嚴格，即寬限期為30天，而國內銀行業的寬限期為90天。)

　　關于政府債務風險：影響政府債務違約的主要因素包括政府治理、財政收入、財政管理、預算管理、流動性和債務負擔水平等。評估政府債務的風險是否可控，一般采用政府在債務期限內可用于償債的現金流/政府債務。該指標越高，風險越小。政府可用于償債的現金流主要包括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和土地出讓收入。

　　關于居民和非金融企業債務風險：影響中國非金融企業債務違約的主要因素是償債能力和償債意愿。其中企業的償債能力受企業的經營管理水平、競爭實力、經營環境、盈利水平、營運效率、負債水平等因素的直接影響。影響居民債務違約的主要因素包括居民就業情況、收入支出情況、可支配收入、房價變化和居民存款情況等。

　　“中國債務違約風險宜技術觀察。” 黃志凌表示，中國社會總體債務水平并不高。根據《中國國家資產負債表(2015)》的數據，雖然中國非金融企業債務占GDP比重達123.1%，但政府債務占比、居民債務占比僅分別為57.8%、36.4%，顯著低于多數主要經濟體。總體債務水平(政府債務、居民債務以及非金融企業債務之和與GDP的比率)為217%，位于中等偏低水平，遠低于日本(400%)、西班牙(313%)，亦低于法國(281%)、意大利(259%)、英國(252%)、美國(233)、韓國(231%)、加拿大(221%)等世界主要經濟體。

　　黃志凌指出，非金融企業部門債務水平高與中國經濟結構、歷史因素、居民風險偏好等密切相關。中國金融市場欠發達，債務融資占比高而直接融資占比低是歷史形成的，多層次、多元化金融市場建設需要一個過程，現階段仍然體現為企業負債水平高。由于中國資本市場起步晚，IPO、PE、VC等股權融資耗時長、費用高、信息不對稱、結果不確定，導致融資綜合成本較高。而以銀行貸款為主的債務融資方式效率高、耗時短、程序便捷，綜合成本相對低，是企業青睞的融資方式。中國企業高負債結構與居民風險偏好程度低相適應。長期以來，中國居民資產配置風險偏好較低，2015年末總儲蓄率仍然高達47.6%，而商業銀行具備較強的吸儲能力，有利于迅速將儲蓄轉化為投資，這是企業債務規模快速擴大的重要原因之一。

　　其次，企業的違約概率與GDP增速有較高相關性。金融危機以來，GDP增速從2010年的10.5%，逐步降到2015年的6.9%，企業債務違約風險確實在逐步攀升；但2015年下半年以來年中國經濟總體運行已趨于平穩，經濟增速穩定在6.5-7.0%區間，企業違約概率從2015年四季度也逐步開始企穩，至2016年6月底，違約率比年初出現小幅回落。黃志凌預計，將來亦不會有大的波動。

　　黃志凌強調，觀察企業債務風險變化，應著重關注違約概率，而影響違約概率的主要因子是償債能力與償債意愿，而不是債務占GDP的比重。決定企業償債能力與償債意愿的主要因子是企業的資產負債情況。從數據上看，近年來中國工業主要行業的資產負債率非但沒有惡化，大部分行業的負債率還呈好轉趨勢。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41個主要工業行業資產負債率情況，2014、2015年底分別有28、27個行業的資產負債率低于上年末，其中最大降幅分別為4.3%、3.6%。

　　此外，就目前市場十分關注的信用債風險而言，也應前瞻性、技術性觀察。2016年以來，雖然信用債市場主體評級下調數量呈逐月升高態勢，且國有企業及央企越來越多的出現在級別下調的名單上，煤炭、鋼鐵、有色等產能過剩行業較為突出，但另一方面，今年上半年上調發行人信用級別的次數也達150家，主要集中在政府融資平臺，可能看出債券市場信用發行主體的風險并沒有表現為系統性特征，而是出現了結構分化局面，投資者對城投債的偏好不降反增。隨著經濟改革和債券市場調整的深入，預計未來仍將存在一些違約個案的發生，但違約總體風險相對可控，不會出現大面積的債市違約潮，出現系統性債務償還危機的概率很小。

　　“總之，中國宏觀經濟杠桿問題并不十分嚴重，非金融企業總體債務風險可控。因此，經濟總體運行將處在平穩區間，短期內不會爆發債務危機，更不會成為全球金融危機的策源地。”黃志凌對中國經濟網記者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