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故事：二孩來了
“嬰兒出生后的第一聲啼哭，那是一首絕妙的生命進行曲，勝過人間一切最悅耳的音樂。”被尊稱為“萬嬰之母”、“生命天使”、“中國醫學圣母”的中國婦產科學主要開拓者、奠基人之一林巧稚曾如此感嘆。
2016年1月1日起，“全面二孩”政策正式實施，讓無數家庭再次聆聽到那悅耳的音樂，更多的家庭則期待著再次聆聽那悅耳的音樂。當然，也有許許多多的家庭再三權衡后決定不再生養二孩。
“全面二孩”政策的實施，給一個個家庭出了一道關于“生”還是“不生”的選擇題，解題的關鍵恰恰在于生育政策調整所帶來的醫療、教育等方面的巨大挑戰，對此，社會和家庭都需要做好準備。
從政府的角度出發，應該如何給“二胎家庭”吃下定心丸?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副研究員楊舸建議，加快公共政策的銜接與公共資源的優化配置;延長育兒假期，完善母親勞動權益保護，解決職業母親的后顧之憂;充實完善保育設施，讓單位、社會和政府共同分擔家庭的撫育責任;健全和完善現代兒童福利體系，惠及全體兒童。
進入21世紀以后，中國人的擔憂逐漸從“人太多”轉變為“孩子太少”。楊舸分析了其中的原因：一是低生育率造成了人口年齡結構的惡化，人口快速老齡化正在耗盡“人口紅利”，給社會經濟帶來沉重負擔，社會保障體系、養老服務體系均受到極大挑戰;二是子女減少對家庭安全造成極大隱患，適當的子女數量是家庭穩固和抗風險能力建設的重要因素。
中國人民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教授顧寶昌亦指出，目前，我國勞動年齡人口已經開始減少，年輕勞動力出現急劇萎縮，同時養老負擔加大。
中國人口學會副秘書長陸杰華認為，生育政策調整，是基于我們國家的實際國情。
在楊舸看來，把人口總和生育率提高到一個恰當的水平不僅關系到個人幸福、家庭和諧，也關系到民族興亡和國家戰略。
2013年，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啟動實施“單獨二孩”政策。2015年，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明確提出“全面實施一對夫婦可生育兩個孩子政策”;10月29日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公報》指出，堅持計劃生育的基本國策，完善人口發展戰略，全面實施一對夫婦可生育兩個孩子政策，積極開展應對人口老齡化行動;12月27日，全國人大常委會表決通過人口與計劃生育法修正案，“全面二孩”政策于2016年1月1日起正式實施。
2016年，在“二孩”元年，母嬰、房產、汽車等產業正“搶灘布局”，醫院則顯得不堪重負，二孩家長們和準二孩家長們對于教育的憂慮顯得比以往更深，人們不由發問：二孩時代已至，而我們真的準備好了嗎?
有專家預測，進入2017年，實施已滿一年的“全面二孩”政策對方方面面的影響將繼續下沉、深入，生育高峰也將在這一年顯現。
要落實好“全面二孩”這項政策，徹底釋放改革的紅利，無疑還需要國家從高處著眼、實處著手，把各項配套政策完善起來。迎接二孩，不僅僅是家庭的大事，更是社會的責任，國家的使命。
開啟“二孩時代”的國與家
隨著“全面二孩”政策于2016年1月1日起的正式實施，家庭與國家的人口結構正走向合理化，如若徹底釋放改革的紅利，仍需要國家從高處著眼、實處著手，把各項配套政策完善起來
文|《小康》記者劉源隆北京報道
自2015年中國共產黨十八屆五中全會明確提出“全面實施一對夫婦可生育兩個孩子政策”后，全面二孩政策的影響成為了社會關注的焦點。
2015年10月29日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公報》指出，堅持計劃生育的基本國策，完善人口發展戰略，全面實施一對夫婦可生育兩個孩子政策，積極開展應對人口老齡化行動。
“我國生育率已有20多年低于實現世代交替所需的更替水平(即平均每對夫婦生育至少兩個孩子)，多年處于世界低生育水平國家行列。”中國人民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教授顧寶昌說，目前，我國勞動年齡人口已經開始減少，年輕勞動力出現急劇萎縮，同時養老負擔加大。
2013年，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啟動實施“單獨二孩”政策后，出生人口有所增長。
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14年我國出生人口1687萬人，比2013年增加47萬人，人口出生率比上年提高0.29個千分點。在我國育齡婦女持續減少的情況下，出生人口與前幾年相比上升幅度比較明顯。但是顯然，這樣的數據并不足以遏止人口老齡化的趨勢。
2015年12月27日，全國人大常委會表決通過了人口與計劃生育法修正案，“全面二孩”政策于2016年1月1日起正式實施。
重塑家庭結構
中國人口學會副秘書長陸杰華認為，生育政策調整，是基于我們國家的實際國情，畢竟我國人口比較多，之所以到現在放開，也是因為需要一步步來。
從“單獨二孩”到“全面二孩”政策的實施，我國經歷了兩年多的時間。
在“單獨二孩”政策實施近一年后，國家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的數據稱，政府原本預計新政策推行后，每年將增加超過200萬個新生兒，但截至2014年8月，符合條件的1100萬對夫婦當中，只有70萬對提出申請，而當時獲批的僅62萬對，遠遠低于官方預期。
陸杰華表示，“‘單獨二孩’達不到一定要求，這就需要走出全面放開這一步。”
2016年年底，“全面二孩”正式實施已近一年，《小康》雜志社在全國范圍內進行的調查顯示，對于“您是否愿意生育第二個孩子”這個問題，超過一半(54.4%)的受訪者表示“看情況而定”，其顯示出的理性耐人尋味;但也有34.8%的人表示“肯定會要第二個孩子”。
“我覺得這和‘單獨二孩’的人群不一樣，畢竟是全部放開，我估計數量大概在一億人左右的家庭。”在談到全面放開會不會導致人口爆炸性增長時，陸杰華的態度是，政策實施后，2017年和2018年的生育規模可能會有明顯增長，至于增長有多高，還需要看未來的數據。“肯定比不放開要高一些，有堆積也是正常的，沒堆積才是有問題。現在百姓在生育上更加理性，畢竟受到的主客觀影響也比較多。”
作為世界第一人口大國，當下中國的人口結構已出現嚴重扭曲。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中國人口已經進入老齡化與少子化并存的新常態。
人口老齡化對于我國經濟發展的最直接影響是勞動力供給的問題，勞動力成本上升，傳統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壓力驟增，同時也造成很多“中國制造”產品的成本上升，出口競爭力下降。正如日本在上世紀90年代末經歷過的一樣，伴隨勞動力人口下降而來的是經濟增長的減速。勞動人口減少雖說可以防止失業率上升，但同時也將推高勞動力成本，進而削弱制造業和出口競爭力。
源自于日語的少子化一詞，是指生育率下降，造成幼年人口逐漸減少的現象。少子化代表著未來人口可能逐漸變少，和人口老齡化一樣，它對于社會結構、經濟發展等各方面也都會產生重大影響。如果新一代增加的速度遠低于上一代自然死亡的速度，更會造成人口不足。所以，少子化是許多國家，特別是發達國家非常關心的問題。
因此，全面放開二孩生育，從宏觀角度來說，首先，有利于優化人口結構，增加勞動力供給，減緩人口老齡化壓力;其次，有利于擴大國內需求和經濟平穩增長，煥發社會活力和增強創新能力，提升我國的國際競爭力。
從微觀角度來說，則有助于每個家庭人口結構的合理化，尤其是能夠在一定程度上緩解失獨家庭之痛。
近些年，獨生子女家庭結構不合理的負面效應集中凸顯，主要表現在養老、子女教育、獨生子女的個性發展等方面。從社會保障角度來講，獨生子女家庭本質上是風險家庭，風險性就在于唯一性。據統計，目前全國失獨家庭已超百萬，失獨父母老無所依，這種痛本是可以通過調整生育政策避免的。因此，全面放開二胎，對于優化家庭結構有正面、有效的作用。
哪些因素會讓中國人決定生育第二個孩子?《小康》雜志社的調查顯示，排在首位的原因是“有利于孩子成長”，其次是“有利于家庭結構穩定”，再次是“希望兒女雙全”，而這三個因素的出發點無疑都與“家庭結構”相關。
相關產業“搶灘布局”
“全面二孩”政策的放開，對于母嬰經濟也有著直接的影響。
“近年來,月嫂、育嬰師的身價高居不下，一些金牌月嫂月薪已漲到了8000元左右。由于二孩父母的年齡一般都偏大，所以對于月嫂、育嬰師、催乳師等家政人員的需求也會更大。”一位家政公司負責人分析認為，月嫂、育嬰師的工資還會繼續上漲，預計家政人員的缺口也會更大，因此很多家政公司都加大了月嫂的招聘和培訓力度。
據一位職業培訓學校的校長介紹，和以往單一母嬰護理不同，現代女性更重視包括月子催乳、產后恢復等專業化的母嬰服務，這吸引了越來越多的人加入到催乳師、產后調理師、月嫂等服務隊伍，2015年報名參加培訓的人數比往年翻了一番。可以預見，隨著更多“70后”、“80后”媽媽生育二胎，這一市場需求將會進一步加大。
與此同時，產后月子服務市場也更加多樣，包括產后月子照護服務、專業訂制月子餐、調理師、催奶師上門服務、月嫂等等，都需要提前安排預訂。很多月子中心、母嬰用品店、產后恢復中心等都開展了以產婦及嬰兒為主的新型月子延伸服務項目。產后瘦身、上門綁腹帶、指導產后運動、妊娠紋修復、乳房保養、子宮保養、氣血調理、私密護理等與產后恢復相關的服務項目，價格從幾百元到幾千元不等。“產后身體恢復需要的美體產品和按摩手法都不一樣，價格也不盡相同。”一家美容院工作人員表示，“盡管價格昂貴，但很受媽媽們的歡迎。”
二孩的到來，也為一個個二孩家庭帶來了一筆實實在在的“經濟賬”。“我家現在住的是110平米的房子，兩室一廳。有了要二孩的打算后，我們正在考慮換一個大一點的房子。”馬德斌的兒子今年已經3歲了，“全面二孩”政策出臺后，他和妻子商量決定再要一個孩子。而目前這個三口之家所住的房子顯然難以滿足未來四口之家的需求。
“不僅要考慮父母幫忙帶孩子需要一起住的問題，甚至還要考慮保姆間的問題。因此肯定要換150平米以上的房子。”馬德斌對于自己的需求非常明確。但是在換房之前，他首先要換的還是汽車。馬德斌夫婦各有一輛汽車，他自己開一輛商務四座車，妻子開的則是緊湊型四座車。他已經看好了一款七座MPV(多用途車，即可以坐7-8人的小客車)，“平時上班要用，周末旅游也要用，會帶著老人和孩子。因此七座車是必然的選擇了。”
數據顯示，在當下中國，和馬德斌的妻子一樣，已育一孩的已婚育齡婦女約有1.4億。實施“全面二孩”政策后，新增可生育二孩的目標人群約9000萬人，其中“80后”的年齡在28歲至37歲之間，將是生育二孩的主力軍。
作為伴隨中國互聯網成長的一代，“80后”對IT新產品接受度高，具備極強的數據消費能力，尤其是通過手機、互聯網購物，已成為他們的消費習慣。而敏銳嗅到了風向的電商們已經在為搶奪“二孩”市場摩拳擦掌了。新興的母嬰電商，未來不僅要做垂直母嬰電商，還將延展到上游的醫療孕產、下游的教育領域，打通零售與服務通道，為即將到來的“二孩時代”搶灘布局。
近九成人盼望“全面二孩”配套政策出臺
新生兒的到來，固然能使家庭結構合理，為家庭注入活力，增強家庭幸福感，但是隨之而來的經濟負擔，也足以讓一部分人選擇“不生”。因此對于其是否能夠拉動母嬰、房產、汽車等領域的發展還不能盲目樂觀。
《小康》雜志社的調查顯示，除了有34.8%的受訪者肯定會要第二個孩子，54.4%的受訪者會視情況而定是否生育第二個孩子外，還有8.2%的受訪者明確表示只會要一個孩子，2.6%的受訪者甚至沒有生育孩子的打算。表示只生育一個孩子的受訪者們在填寫調查問卷時，將“經濟壓力”列為了只生育一個孩子的首要因素，其次是“無人幫忙帶孩子”。
這的確是大部分父母所面臨的最主要的問題。
對于養育二孩帶來的經濟壓力，全國人大代表、臺盟上海市委秘書長李碧影建議：“政府可以考慮如何把個人所得稅的政策和二孩的政策有機結合起來，給予‘二孩家庭’個稅優惠，減輕二孩家庭的經濟負擔。初步設想是，沒有生育的夫婦兩人的個人所得稅起征點是3500元;如果是一孩，個人所得稅起征點提高到5000元起;生育二孩，個人所得稅起征點再提高到7000元起。”
全國人大代表、廣東國鼎律師事務所主任朱列玉也建議道：“政府應為生育二孩后的母親提供三年的補貼，金額應為當地平均工資的七到八成，讓母親們安心在家帶孩子。”
對于“您覺得是否應給予二孩家庭足夠的政策和社會支持”這個問題，在參與《小康》雜志社的調查時，近九成人(87.3%)表示希望相關政策能夠盡快出臺。
2016年年初，國家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主任李斌曾表示，目前孕婦建檔率增加，一些大城市出現產床“一床難求”的情況，說明一些家庭已積極行動起來了，還有一些家庭仍有顧慮，主要在影響婦女就業、孩子照料、入托和入學、養育孩子成本等方面，黨和國家是高度重視的，對這些問題相關部門正認真研究，要著力解決。
要全面落實好“全面二孩”這項政策，徹底釋放改革的紅利，無疑還需要國家從高處著眼、實處著手，把各項配套政策完善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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