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鷹覓君（微信公號：yingmi909）
《圣經》告訴我們世界是怎樣發展的：它以一座花園開始，漢座神圣的都市而告終。——布魯斯克
雞年春節過后，在我的人際半徑里，有一個家庭和一個單人都離開了北京。原因不唯一，但房子和生活問題都是其中一個逃不脫的動力。
瑤是我過去采訪時認識的一個朋友，她在北京念完大學后就留了下來，前些年一直猶豫觀望錯過了買房的時機，而如今再憑著怎樣的努力也不可能買到房子了。她說，自己漂泊無所謂，但總不能讓孩子也跟著漂。她現在跟著老公去了武漢，期待那里能給他們一家提供一份穩定的生活。
另一個是一位朋友的親戚，剛大學畢業沒多久的90后，來北京后就在一家廣告公司上班。他離開的理由非常“90后”——房價太高，而貴就算了，還又破又小，以他的支付能力，想住舒服點就得去郊區，但時間全折騰在路上了，矛盾既然不能破，那就走人。
北京自2014年明確提出“以房控人”的口號后，效果應該是顯現出來了。
北京統計局發布的最新數據告訴我們，截止到2016年底，北京市常住人口為2172.9萬人，增量比2015年減少16.5萬人，增速比2015年回落0.8個百分點，并提出2017年要把城六區人口下降3%。
年前，央視播出了一檔調查節目《回家2017》，里面講了幾個“北漂”女孩的故事，包括她們租房子，工作的體驗，獨自吃飯的感受。里面有個女孩決定要離開北京，她說：“北京是很好，可是它需要我嗎？”
這些現象正在告訴我們一個趨勢，目前越來越多的人選擇離開北京。
除了強制性地遷出低端產業和人口，北京如今明顯在住房上進行的選擇性福利配給，讓絕大多數外來人口對未來感到越來越迷茫。
北京這一輪房價的上漲，雖不比深圳等一些城市瘋狂，但也攀升到了歷史最高位——均價5.18萬/平米，而最新統計的2016年北京市職工平均月工資只有7086元，如此懸殊的差距已經將絕大多數剛需都甩了出去。
去年“9.30”之后，政府重點強調，要大力推出自住房、公租房等保障性住房，當時很多人大大松了一個口氣。可惜的是，接下來看到的是，這些保障房并不面向所有需求，而是有條件地向戶籍人口和鼓勵發展產業人口傾斜。
像去年11月，北京市政府組織了一次最大規模的2.6萬套公租房配置，房租最低到16元/平米，但大部分面向戶籍人口，只拿出了其中1500套面向非京籍符合購房條件的人口，只占5.7%。
在自住房申請上，現階段也顯示出這一傾向。像最近一次的順義潤景園自住房申請，首要滿足的是東西城和順義京籍無房戶，若有剩余才會輪到持有《北京工作居住證》的流動人口。
從最近兩次的保障房配給看，絕大部分外來人口并不在惠及范圍之內。
在房價上漲到高不可攀的地步后，對于北京大部分工薪層而言，只有戶籍人口和一部分鼓勵發展的產業人口，才能獲得解決北京安居問題的福利途徑，北京正在用戶籍指標、福利資格，間接地，也就是用房子留住它想要的人；并且在未來，這一思路很可能還會延續下去。“以房控人”的口號并不是隨便提出來的。
這樣做有什么利弊？很明顯，會迫使一些人作出離開北京的選擇，就像開頭提到的兩個發生在我周邊的例子，但作為一個城市政策，肯定會對未來產生一定影響，我認為主要會表現在以下方面：
1、北京的產業升級之路會非常快速。
北京目前提出了產業升級的方向，就是把“北京制造”變成“北京創造”，大力發展高精尖產業。為此，之前提到的，現在正把大量低端產業和人口外遷，同時利用各種優惠條件，包括戶籍和福利房來吸引升級需要的產業精英。
大家都知道，所有城市未來的競爭都是人才的競爭，北京在全國城市中的資源和地位，讓它獲得了無與倫比的人才競爭優勢。這樣看，北京的產業升級之路會走得更快，這也就意味著城市財富增加的前景會非常美妙。這對政府、相關扶持產業，還有房地產業來說，當然是最大的好處。
2、“以房控人”短期內會引發劣幣驅逐良幣效應。
北京人口控制的一個目標是，要將大量低端人口驅逐出去，同時將高素質人口置換進來。不過，這可能是一個一廂情愿的想法。要知道，所謂的低端人口基本都不會考慮在大城市定居問題，他們是純粹的城市打工者。只要北京這個城市依然充滿賺錢的機會，就根本不會阻擋他們的到來。
像北京一直在清理批發市場和低端制造業，一些實體雖然遷到了河北，但據媒體報道，打工者卻并不愿意離開北京，有的甚至出去又回來了。
“以房控人”實際最后驅趕的是夾層知識精英，他們本來希望能以自己的一技之長，長期定居生活在北京，而現實卻是生存生活的空間越來越逼仄——靠自己的收入可能永遠也無法買房，而又不在享受福利房的范圍之內，如果要為長遠計，選擇離開也是務實之舉。他們的離開，正好為低端人口進入騰出了空間，這恰好走到了人口調控的反面。
3、租房產業化趨勢將越來越清晰。
高房價在上，大部分無力購房者將租房居住，這將促使長租公寓產業獲得極大發展機遇，而且越來越細分，目前已經有實體在研發專門滿足藍領餐飲業打工者需求的公寓，未來物流業、商業零售業等等服務業人員的租房需求，都會有專門的長租產品來對接。
總的來看，“以房控人”更像是一個急功近利的手段，人為地收放資源，目標是在提升經濟效益和質量的同時，還有一個理想化的城市人口結構。
問題是，產業升級雖然可以在“有形之手”的資源傾斜下獲得跨越式發展，但在一個人口可以自由流動的前提下，人口說能控制就可以控制得住嗎？
北京的確有人在離開，但離開的畢竟還是少數人。
人們為什么都喜歡來大城市生活，并且城市越大越有吸引力？
1969年，《美國大城市的生與死》作者簡·雅各布斯在她的一篇文章中說，“只要城市的高密度與充分的多樣性（這里的多樣性既指人，也指商品和勞務）聯系在一起，那么對那些珍視多樣性的人來說，就有一定的效用收益。這些收益補償了消費者為居住在城市所支付的部分或全部區位租金的上升。”
也就是說，在一個能充分實現多樣性的城市居住，獲得的收益要大于成本。
在一個現代的商品經濟社會里（區別于可以自給自足的農業社會），一個人的一生其實就可以總結成兩個過程——賺錢和消費，大城市帶來的聚合效應能讓這兩種機會最大化，這就是它們最大的魅力所在。
在大城市的比較優勢吸引下，高房價其實并不是一個障礙。
東京的房價高不高？雖然經歷了泡沫的覆滅，但東京的房價至今還是全日本最高的城市。不過，這并沒有影響人口對它的聚集。根據2010年的統計數據，東京都的人口為1301萬，約占日本人口的10.2%，但是其國土面積大約只有日本的0.58%；如果再算上東京都市圈，人口約為3567.6萬，約占日本人口的三分之一。
并且，在今天日本城市化早已完成，全國人口在負增長的前提下，東京的人口還在增長。在百度上搜一下，就會看到
日本總務省對全國2015年一年間的人口動向進行了調查。結果顯示，“東京圈”遷入人口超過遷出人口約達12萬人，這是“東京圈”連續20年出現人口超額遷入，“東京圈”人口凈遷入單向趨勢仍在持續加速中。
再來看看紐約。那里的房價當然不便宜，其房價中位數大約是第二大和第三大城市洛杉磯和芝加哥之和，但紐約的人口要遙遙領先于洛杉磯和芝加哥，2012年的數據是883.7萬人。
很明顯，高房價并沒有扭轉人口向大城市遷移的趨勢。
當然，中國大城市擁有自己的“特色”調控手段，它們通常把教育等城市福利和居住捆綁在一起來阻擋人口的涌入，這的確會起到一定功效。不過，我們也經常能看到，一項重要政策的出臺，總會對人們生活方式發生改變。
比如，這兩年實行的節假日高速路免費政策，導致更多人選擇自駕出行方式；還有，醫保政策的改革，使得人們會對自己的看病行為作出相應的調整。
同理，在大城市天然的聚集效應下，人們可以選擇規避政策限制的生活方式，比如將租房作為一種常態化生存方式，還可以不要孩子不受教育福利的制約來生活，尤其是第二種生活方式很可能會發展成一種城市潮流。
原本，世界文明發展的一個重要副產品，便是無子和少子化，西方發達國家和日本已經在驗證這一趨勢，中國的大城市近年來也已經出現了這種現象，而人口政策卻還用教育福利來進行生育圍堵，其結果便是讓越來越多的外來人口選擇無孩式生存模式。
生存模式的可塑性有多強大，你給它怎樣的模子，它就會以怎樣形態展示出來。
實際上，用房價和附著在房子上的福利來限制外來人口流入，很像是螳螂擋車之舉。在客觀規律支配下，任何逆流而上的行徑都會被后來的事實證明其荒謬性。
日本東京就曾經試錯過。它在戰后經濟高速增長的過程中，也產生了人口集中、產業集聚造成環境污染、地面沉降等城市問題。1987年日本針對“一極集中”實施了分散化政策，但這并沒有改變東京人口集中的趨勢，產業疏解反而影響了東京都的集聚效應，削弱了其全球競爭力，最后只得再度強調東京的中樞城市作用，引發了人口和產業的再集中，東京也因此躍升為全球頂級城市。
北京，從上世紀九十年代起，就一直在控制外來人口，而我們看到結果卻是外來人口越來越多，集聚效應越來越強。
目前的人口控制計劃是一輪真槍實干，短期內可能會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但長期來看成為現實的可能性并不大。當然，統計數據會告訴我們，外來人口真的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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