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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人民幣匯率管理道阻且長應逐步轉向獨立浮動匯率制

來源：新華08網發布時間：2017-02-06 17:30:38

　　黃澤民：人民幣匯率管理道阻且長應逐步轉向獨立浮動匯率制度

　　黃澤民華東師范大學終身教授

　　自2015年8月央行實行人民幣匯率中間價改革以來，讓人民幣匯率完全由市場決定，中央銀行不必入市干預的言論頗受各方關注，我認為這個觀點是錯誤的，如果央行采納這個觀點，后果不堪設想。所幸，央行并未接受這個錯誤觀點，而是采取了較為機智的做法，尤其是在2016年1月和2017年1月對人民幣匯率進行了積極干預，重創了人民幣空頭，一定程度上改變了人民幣匯率預期。

　　今后相當長的時期內，央行必須繼續對人民幣匯率進行管理，從而保證人民幣匯率基本維持在合理均衡的范圍內。

　　市場經濟不是簡單地一句讓供求決定就能做好的事情，浮動匯率同樣也不是不加管理，完全交由兩種貨幣的相對供求來決定匯率就可以達成國際收支平衡的。因此，牙買加協議中要求基金組織成員國承擔起穩定匯率、保持匯率基本穩定的義務。1976年，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教授魯迪格．多恩布什（Rudiger.Dornbusch）指出匯率具有超調（Overshooting）的特性，所謂超調是指一個變量對匯率的短期沖擊使其超過其長期均衡水平。國際金融市場上各種投機力量糾結巨額資金沖擊匯率以謀求暴利的行為也屢見不鮮。

　　基于國際外匯市場內在的短期非均衡性，央行干預外匯市場是一件正常的事情。當然，央行干預的方向是否正確、干預的技術是否成熟、干預的手段是否高明則是另外一個話題，用貨幣主義學派的領袖人物費里德曼的話來講，就是要看央行的干預是否獲得“金錢效應”。如果央行通過干預外市場獲得了金錢效應，則可以認為其干預方向是正確的，反之，則是錯誤的。

　　布雷頓森林貨幣體系于1944年建立，“兩掛鉤一固定”是該體系的主要特點，即使是自由市場派的經濟學家也沒有從價值觀的角度批判固定匯率制度，特里芬難題只是從制度安排的內在矛盾性指出布雷頓森林貨幣體系的不可持續性。

　　1973年春季布雷頓森林貨幣體系崩潰，主要發達國家放棄固定匯率制轉而采用浮動匯率制。雖然，這些國家都宣稱其采用的是清潔浮動匯率（Clean floating rate），然而，這些國家的貨幣當局并沒有完全放棄對匯率的干預，因此，很多經濟學家認為，這些發達國家實際采用的是骯臟浮動匯率（Dirty floating rate）。

　　主要發達國家真正采用比較清潔的浮動匯率制度大約始于2004年，換言之，主要發達國家從骯臟浮動到清潔浮動的轉化花費了大約三十年的時間。上世紀80年代中期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干預尤為著名，例如，1985年G5的廣場協議、1987年G7的盧浮宮協議等無不說明在浮動匯率時代，貨幣管理當局干預外匯市場的必要性，至于日本直到2004財政年度才宣布不再對外匯市場進行直接干預。

　　我國于1994年采用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2005年7月以來，朝著更富有彈性的匯率制度方向逐步改革，距離獨立浮動匯率制還有距離，當然，在目前的國際貨幣體系下，人民幣作為大國貨幣采用獨立浮動匯率制是必然的，但是，這需要時間。在目前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條件下，讓中央銀行斷然放棄對人民幣匯率的管理和干預是非常迂腐和魯莽的建議。

　　央行應該研究的問題是如何穩步地實現從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向獨立浮動匯率制的轉軌，而不是貿然地放棄對外匯市場的干預，即使采用了獨立浮動的匯率制度，也不能完全放棄對外匯市場的干預。這是G5和G7于1973年-2003年在國際外匯市場上的實踐所揭示的寶貴經驗，值得我國借鑒。

　　在推動資本項目開放、人民幣國際化以及擴大引進外資等戰略背景下，從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轉而采用獨立浮動匯率制是必然的，因此，應該對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的若干細節進行優化：

　　（1）取消目前的中間價，以前一個交易日的收盤價作為下一個交易日的開盤基準，在沒有放棄當日波動幅度限制條件下，可以以前收盤價作為波動幅度的基準價格；

　　（2）盡快取消每天上下2%的漲跌幅限制，實行隱形目標區管理。通過上述兩點的改革，人民幣匯率形成中的市場化成分提高了，更加接近獨立浮動匯率制。

　　在取消中間價和漲跌幅限制的情況下，央行需要進一步提高對人民幣匯率的管理能力。具體而言：

　　（1）通過更加有效的方式進行預期管理，使境內外投資者適應人民幣匯率的雙向波動，而不是持續的單邊貶值或升值；

　　（2）加強對企業的匯率風險教育，使企業適應人民幣匯率雙向波動，并能夠利用套期保值工具規避匯率風險；

　　（3）鼓勵商業銀行為企業提供套期保值、規避匯率風險的金融工具，鼓勵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推出符合國際規范的匯率投資產品，拓展人民幣匯率投資工具；

　　（4）央行要持續深入地研究人民幣匯率的均衡水平，推出有效的為市場接受的人民幣匯率指數；

　　（5）央行在直接干預外匯市場的時機、工具選擇方面要不斷優化，盡可能實現干預的“金錢效應”，提高央行在人民幣匯率方面言論的權威性；

　　（6）央行加強同外國央行的聯系和溝通，在特定條件下，可以采取聯合干預。

　　特別聲明：文章只反映作者本人觀點，中國金融信息網采用此文僅在于向讀者提供更多信息，并不代表贊同其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