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黃益平。 新京報記者 侯少卿 攝
黃益平,現任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副院長，2015年6月起擔任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主要研究領域為宏觀經濟、國際金融、農村發展等。他在接受新京報采訪時指出，未來金融改革需要降低準入門檻、開放市場機制和改善金融監管。 目前是新舊經濟之間的戰斗 新京報：三季度GDP同比增長6.9%，跌破7%。您如何看待？ 黃益平：今年年初政府工作報告說今年GDP增長目標是7%左右，所以6.9%并沒有超出既定的目標區間。政府要支持經濟增長，短期只能靠反周期的宏觀經濟政策，其實就是以財政與貨幣政策暫時穩住下行勢頭。長期要靠全面的經濟改革，改善資源配置效率，加快技術進步。 新京報：未來中國經濟會否進一步下行？ 黃益平：四季度的增長數據可能跟三季度差不多，大幅度下臺階的可能性不太大。我的基本的判斷是：周期性企穩、趨勢性趨緩。短期和中期的故事不太一樣。目前經濟減速，確實有周期性因素作用，但結構性因素可能更重要。過去支持中國經濟增長的支柱產業已經老去，而新的支柱產業尚在形成的過程當中，我稱之為新經濟與舊經濟之間的戰斗。其實這也就是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戰，產業需要不斷升級，在高成本水平上保持競爭力，這樣才有可能支持下一個階段的中高速增長。 新京報：如何破除“中等收入陷阱”？ 黃益平：簡單說，就是要靠創新和產業升級來推動新的支柱產業的形成。只有盡快培養、發展起成規模的有競爭力的新支柱產業，中國經濟才有可能保持中高速增長。但目前看，舊經濟正在快速下降，新經濟剛剛開始崛起，所以經濟下行壓力比較大，這個下臺階的過程要持續起碼兩到三年的時間。 完成利率市場化還需走兩步 新京報：如果經濟形勢進一步下行，央行反周期的貨幣政策是否會進一步寬松？ 黃益平：應該說貨幣政策現在還是穩健的貨幣政策，所以央行并沒有說要采取強烈的寬松貨幣政策。未來央行會不會進一步放松貨幣政策，得看數據。 新京報：在經濟結構轉型過程中，金融改革有哪些改進空間？ 黃益平：最重要的金融改革問題就是資金的配置與定價，資金的定價市場化，主要是利率、匯率的市場化決定，這是改善資金配置效率的基礎條件。 新京報：如何實現資金定價的市場化呢？ 黃益平：金融改革，從大的方面來看，就是三條：降低準入門檻、開放市場機制和改善金融監管。首先應該降低準入門檻，讓更多的金融機構來參與發展多層次的資本市場，辦更多的中小、民營金融機構，競爭增加了，金融供給也會增長。為什么中國的互聯網金融這么發達、地下錢莊這么活躍？一個根本的原因就是正規系統金融機構提供的金融服務嚴重不足。中國的大部分的老百姓和大部分的企業都沒有得到很好的金融服務。所以，現在要降低準入門檻，增加競爭，增多金融機構。 其次就是要把市場放開。比如利率、匯率和國債收益率都應該由市場機制來決定。這樣，政府就應該減少對資金價格的直接干預；第三，就是改善金融監管。因為市場放開的好處是提高效率，壞處就是不穩定性因素會增加，所以，要改善金融監管，防范風險。 新京報：在存款利率上限放開之后，是否意味著利率市場化改革幾近收官？ 黃益平：現在做的最快的是利率市場化，但完成利率市場化還需走過兩步，一是市場的資金定價機制，二是貨幣政策的傳導機制。 央行已明確表態，還有兩個方面的重要工作需要推進，一是改善金融機構的定價機制，二是疏通貨幣政策傳導機制。對于利率政策，我覺得還有兩個問題有待觀察。 第一，利率管制放開后，窗口指導是不是還會繼續？現在看來一定還會繼續。所以說，起碼到目前為止，這個利率市場化改革還是不徹底的。但這種窗口指導應該就是一個過渡，隨著定價機制和傳導機制的完善，窗口指導的做法應該會逐步退出歷史舞臺。第二，更值得擔心的是，利率放開了，但市場上的剛性兌付和隱性擔保并沒有消除，也就是說，價格放開了，市場參與機構的行為卻沒有改變，這可能會導致嚴重的道德風險，令金融風險大幅上升。 新京報：那么未來利率市場化改革該如何深化？ 黃益平：改變非理性定價行為的前提是要讓金融市場上的借貸雙方的行為變得更加理性。從借方看，需要遏制國有企業和政府平臺的軟預算約束。從貸方看，銀行業需要改善治理結構。簡單地說，就是要做到誰決策、誰承擔后果。 資本外流是正常現象 新京報：不久之前人民幣“一次性”貶值引發市場關注。未來人民幣是否還有貶值壓力？ 黃益平：不能排除人民幣繼續貶值的可能性。貨幣升值還是貶值，短期看是由資本流動決定的，長期看是由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潛力決定的。從短期看，我國還存在資本外流的壓力。 新京報：為什么會有資本外流的壓力？ 黃益平：因為過去30幾年中國開放資本項目的基本策略是寬進嚴出，也就是說進來比較容易、出去比較難。現在要進一步推動資本項目開放，意味著流出也會變得相對容易，再考慮到居民分散投資的需求，近期內資本外流的壓力可能會持續。 新京報：中國8月末外匯儲備下降幅度創下歷史峰值，有輿論直言“外匯出逃”。你怎么看待？ 黃益平：資本外逃和資本外流之間的界定非常難，主要在于前者是帶有感情色彩的判斷。目前來看，我認為有錢外流是正常現象。原來錢都出不去，現在把門打開一點，那肯定有人要出去，不應把所有的雞蛋都放在一個籃子里，這是常識。 我其實并不特別擔心資本外逃這個問題，關鍵還是看中國經濟能不能穩住。很多國際投資者擔心，但事實上，我國的國際收支還非常健康，經常項目仍然保持著順差，今年上半年還有所放大，外匯儲備還這么多。所以，只要經濟不垮，人民幣不存在大幅、持續貶值的風險。 ■ 同題問答 僵尸國企已成經濟最大風險 新京報：2015年讓您印象最深刻的一個經濟事件是什么？ 黃益平：2015年給我最意外的經濟事件是股市的波動、對國際市場的沖擊以及政府的救市措施。 新京報：您是否想過去創業？會做什么？為什么？ 黃益平：我已經在官、學、商走過一遍，未來準備一心一意做學者。但我參與支持了一個孵化器企業“創客總部”，主要幫助、輔導創新、創業的年輕人。 新京報：2016年哪項改革措施您最關注？ 黃益平：雖然我一向最關注金融改革，但是，明年我最關注的應該是國企改革。僵尸國企不能退出，已經成為我國經濟最大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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