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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播CEO王欣在庭審中屢出“金句”，口才完爆公訴人，但也有人認為，他這是在狡辯。 （CFP/圖）

2014年6月26日，深圳市市場監管局以快播公司侵犯著作權為由，開出2.6億元的“天價罰單”。此前的一個月，快播公司因涉黃已被公安部門立案調查，多名人員被刑拘。 （CFP/圖）　　有對抗才是真庭審

公訴方證明快播有罪的最關鍵證據，被質疑鑒定過程存在瑕疵，證據有可能被污染。審判長表態：“法庭也認為這個問題很關鍵，需要核實清楚再進行判定。”

和網絡上對于快播的高支持形成強烈對比，接受南方周末記者采訪的多位專家都表示，即便公訴人瑕疵連連處于下風，但最終的審判結果并不必然如此。

快播案被認為是“以庭審為中心”的經典樣本，“金句”不斷，但從整個庭審過程來看，控辯雙方的交鋒依然有限，法官、檢察官尤其需要進一步努力適應。

庭審直播能夠更好地體現司法機關的自信心和公信力，但如果法庭最終作出與普遍輿論相悖的判決，則必須以充分的理由來說服社會大眾。

如果覺得薄熙來案三天半的微博文字直播還不過癮，那么20小時的快播案全程視頻一定讓你大飽眼福。

2016年1月7日至8日，北京海淀法院，快播涉嫌傳播淫穢物品牟利案連審兩天，4萬人同時在線，100多萬人次觀看視頻，3600萬人關注話題，這只是新浪一家的數字。

激烈對抗的法庭，“互聯網+”的司法公開，稍稍彌補了國產律政劇遠不如《傲骨賢妻》、《Legal High》的遺憾。

在本案中，深圳市快播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快播公司”）為被告單位，法定代表人王欣、總經理吳銘、技術總監張克東、市場總監牛文舉等4名高管為被告人。

快播公司及4名高管均以無罪自辯，“技術本身并不可恥”、“天天都能收到詐騙短信，為什么中國移動不轉型”等金句不斷，連騰訊、樂視甚至賣薯片的樂事都紛紛躺槍。

戲劇般的精彩庭審，得益于“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用大白話講，就是庭審不走過場，并對審判結果產生實質影響。

內行看門道，外行看熱鬧。和網絡上對于快播的高支持形成強烈對比，接受南方周末記者采訪的多位專家都表示，即便公訴人瑕疵連連處于下風，但最終的結果并不必然如此。

南方周末記者致電快播公司和王欣的辯護律師，但對方都未接電話。

快播的技術與生意

在法庭上，抗辯最積極的除了王欣，就是快播公司。即使在出示一些非關鍵證據時，其他3位被告人都“沒有異議”，只有王欣和快播公司時不時會蹦出一句“對關聯性不予認可”。

可以說，4名高管與快播公司的命運，是唇亡齒寒的關系。

作為一家2007年12月才成立的企業，快播公司發展極為迅猛，2012年到2013年間，總的活躍用戶將近4億。當時中國的網民人數不過五六億。

中國政法大學刑法教授阮齊林也是快播的用戶。用他的話說，“扣除掉老的、少的、邊遠地區的，基本上所有上網的成年人都覆蓋了。”

在法庭上，王欣和快播公司最重要的自辯理由都是：快播只做技術，不做內容。

快播的核心技術是流媒體播放，主要產品是QVOD媒體服務器安裝程序（簡稱QSI）和快播播放器軟件。

使用原因很簡單：視頻發布者在自己電腦上安裝QSI，用來編輯視頻，將生成的鏈接發布到網上；網民安裝快播播放器后，就可以通過這些鏈接看到視頻。其他的播放器無法播放這種視頻。

這本是一種聯通“用戶-視頻發布者”的P2P技術，但是借著快播的緩存加速和點播系統，逐步發展為一個以中小型視頻網站為核心的視頻生態系統。

由于沒錢買版權或無自制內容能力，這些中小型網站提供的素材，不少是盜版和色情視頻。因此，快播自誕生起，就屢被質疑“靠色情和盜版起家”。

王欣在庭審時解釋，緩存加速主要是為了提高服務質量、節省用戶時間；上傳色情視頻的是那些網站站長，與快播無關。2012年，時任快播CEO朱達欣在接受《創業家》雜志采訪時也說：“快播只為電影站提供技術支持，與之沒有正式書面協議，更沒有經濟往來。”

快播確實不直接提供任何視頻內容。大部分視頻，存儲于發布者本地的服務器。但是，當某個視頻看的人多了，快播就會將這個視頻存儲到其托管的緩存服務器上，以提高播放速度。

緩存哪些，不緩存哪些，完全是系統根據播放熱度而進行的自然選擇。點播系統也是如此，根據每個視頻被觀看的頻率發布熱度排行榜，供用戶快播使用。

公訴方的最關鍵證據，便是快播托管的那四臺緩存服務器——2013年11月，由北京市海淀區文化委員會從某技術公司查獲，壞了一臺，其他三臺后來移交北京市公安局做鑒定。結果是，29841個視頻文件，屬于淫穢視頻的文件為21251個。

不過，這個鑒定的合法性遭到辯方的強烈質疑。王欣還表示，視頻是以電子數據的形式存儲在服務器中的，通過肉眼判斷不出是什么內容。

在王欣看來，在現有技術條件內，快播已經通過自己的110系統，屏蔽了來自某些特定色情網站和文件名為特定關鍵詞的視頻，盡到了自己的義務。如果系統里仍有淫穢視頻，責任也不在自己。

“我們知道互聯網上是存在不良信息的，上億的用戶是會有個別用戶點播淫穢色情視頻的。不管是普通網頁還是色情網頁都有可能被播放器打開，這個行業里面會認為這個是會存在的。”面對公訴人的訊問，王欣如是回答。

有互聯網行業的人士不認可這一說法。“播放器軟件這么多，那幾年成千上萬的色情網站卻只用快播，要說自己沒有責任，法官也不會相信吧？”互聯網創業者陳敏說。

在他看來，快播的迅猛發展主要不是因為技術，而是一個經典的運營案例。“它為中小網站提供打包的建站方案和技術支持，就算你不懂技術，也能根據它的教程很快建起一個綁定快播播放器的視頻網站。所以很多色情網站都用它。”而快播的熱點排行榜方便了分享，讓站長們更容易找到色情視頻的下載資源。

播放器還是視頻網站

兩天的庭審過程中，快播一方的辯護始終圍繞技術中立而展開，并將淫穢視頻的無法盡除延伸到技術進步探索過程中的必然代價，一時間支持者眾。

“快播只是一個播放器，不能主動上傳視頻，也不具備搜索、發布功能”，“傳播的主體、傳播的行為者不是快播公司”“技術并不可恥”……

對應現行法律及相關司法解釋，辯方主張，緩存服務器里的只是一種臨時文件，不是視頻播放文件，所以快播不是網站。

關于如何辦理利用互聯網、移動通訊終端、聲訊臺制作、復制、出版、販賣、傳播淫穢電子信息的刑事案件，兩高出臺了兩份司法解釋。其中，2010年的“解釋（二）”第四條做了這樣的規定：

以牟利為目的，網站建立者、直接負責的管理者明知他人制作、

復制、出版、販賣、傳播的是淫穢電子信息，允許或者放任他人在自己所有、管理的網站或者網頁上發布，達到一定數量或數額的，按照傳播淫穢物品牟利罪處理。

在多位法律專家看來，快播的技術和商業模式，已經讓它不只限于一個播放器，而是一個視頻網站和發布平臺。

“對于視頻網站來說，用戶發布和自己發布的內容對應的規則是不一樣的，后一種情況的審查義務顯然要高得多，基本是一種絕對義務，你要對自己發布的內容負責。用戶發布的內容進入緩存服務器后，性質就發生了變化，相當于是快播在提供內容，因為這部分內容已經脫離了發布者的控制，他自己刪了，別人還是可以從快播這里看到。”清華大學法學院副教授崔國斌說。

作為一名知識產權領域的專家，崔國斌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快播的做法并不新鮮，網站把用戶上傳的東西存下來，自己向不特定人群發布的例子之前已有很多。

“這種模型知識產權界很多年前就討論過了。如果他承認緩存到服務器上的內容也可以再被用戶點播，我覺得他就死定了，性質上已經屬于發布。當然刑法和知識產權上一些認定標準不太一樣。”崔國斌說。

刑法學者阮齊林的觀點與之類似：播放器還是視頻網站，不能光看用戶界面這種展現形式，更重要的是服務的具體內容。

“快播不只是個播放器，其實也是個視頻網站和平臺，可惜的是公訴人對這一點的回應不是很及時，當時跟著對方走了。”阮齊林說。

有對抗才是真庭審

庭審尚未結束，淘寶網上就出現了王欣辯護人出庭時的同款水杯，備注是“人生開掛擁有花樣吊打公訴人的口才”。

檢察官的問題不止出在法庭言論技巧上。很多圍觀的互聯網行業人士感嘆，公訴人不懂技術，取證、舉證過程不夠專業，業內知道快播存在的很多問題，公訴人都沒有通過證據在法庭上展現出來。

例如對緩存服務器中淫穢視頻的取證，就被辯護人一直抓住狠打，質疑證據的真實性，稱鑒定過程存在瑕疵，證據有可能被污染。

“為什么不在服務器查封前收集動態證據呢？下載個快播軟件，點進去看都有些什么，把這個過程記錄下來。”一位圍觀網友留言感嘆。

公訴方不得不當庭承認，鑒定程序存在瑕疵，因此做了三次。神秘的“鑒黃師”也出庭解釋。這是公訴方的最核心證據，如果法官最終決定不采納，想要證明快播有罪就變得極為困難。

審判長在整個庭審過程中很少表達意見，唯有在上述問題上說了一句：“辯護人對鑒定結論提出了意見，法庭也認為這個問題很關鍵。需要核實清楚再進行判定。”

江蘇省的一位基層檢察官劉宏告訴南方周末記者，這個案子他最關心的，就是技術人員在辦案過程中的角色問題。看了直播后，他和檢察院技術局的一些同事聊天，都認為類似案件中，技術人員應該發揮更多作用。

“可以看出來公訴人對案件相關的技術問題不是很熟悉，所以庭審時反應慢了，沒有掌握主動。這和知識背景有關，如果有技術人員的支持，可能不會是這個結果。從最高檢察院開始，領導層面上我們現在很重視技術的作用，但在實踐中應該怎么去配合，細節上、機制上都還沒有磨合好。”劉宏說。

“公訴人年輕、準備不足。”在南方某省檢察院公訴處處長、有著二十多年公訴經驗的檢察官程偉看來，快播案實際上沒那么復雜，如果是他公訴，肯定還要申請專家證人出庭。“被告人講技術，公訴人和法官不是很清楚，但是行業內的專家的話，可能很容易就堵回去了。”

“現在中央提出以審判為中心，這個變化比大家想象中的更大。”程偉說，“過去從學校教育開始，我們就不太重視在庭審過程中去怎樣發現事實，更多的是訓練怎樣就一個特定的事實進行法律上的論證和分析。開庭時證人基本不出庭，所以公訴人和律師都不會設計訊問、發問的問題。基本是圍繞著證人證言、被告人供述這些材料質證、辯論，不重視通過庭審去發現事實。”

他進一步解釋，口供和證言都是偵查人員收集的，雖然要求是逐字逐句地記錄，實踐中卻做不到。材料都是經過偵查人員篩選。而且偵查人員訊問時，和在法庭上面對法官、旁邊有律師的場景區別很大，就算沒有翻供，就同樣的問題，被告人和證人回答的重點，對同一個問題點解釋也會不一樣。“這也是為什么我們現在強調以庭審為中心，把法庭調查作為發現案件事實的重點。”

是否以庭審為中心，區別在快播案表現得非常明顯，公訴人訊問、律師詢問被告人時，就屢出“金句”。

但是到了質證階段，因為證人都沒出庭，出示證人證言質證時，控辯雙方就基本自說自話，缺乏實質交鋒。

程偉介紹，檢察機關內部已經意識到了庭審的重要性，但是能力的培養需要時間，需要有個過程。“對于年輕的檢察官們來說，這樣的案子會帶來一種壓力，下次肯定不會還是這種情況。律師也一樣需要慢慢適應，有些律師就不會發問。”

以后還會直播嗎

結束庭審后，審判長宣布將擇日宣判。懸念就此留著。

以庭審為中心，法官責任最重，壓力也最大。庭審公開的一種可能效應是，如果法庭最終作出與普遍輿論相悖的判決，則必須以充分的理由來說服社會大眾。

最關注快播案的莫過于互聯網業界。如果快播案最終作出有罪判決，難免引發創業者的擔心，打擊他們的積極性。

這也是知識產權界關注的內容，即便在法院現有的架構中，案件被歸為“涉黃類”，沒有作為知識產權犯罪案件審理。

“法院判決的時候，需要把這個問題解釋得更加清楚。不同主體之間內容審查義務分別是什么，法律規則必須明確。”崔國斌說。

盡管遭遇了輿論調侃，不過提及網絡直播的形式，圍觀的檢察官們大多表示沒有意見，認為應該直面挑戰。

“反正我不怕‘直播’。”劉宏說，“那些所謂的金句，比如說短信詐騙，扯到中國移動，還有懷疑樂視舉報，打擊報復。傳播上效果很好，但跟本案的定罪量刑關系不大，其實是在轉移焦點。作為律師來說，他為當事人的利益服務，可以嬉笑怒罵，這樣做無可厚非。檢察官代表的是國家形象，發言肯定要更負責任，我們只是需要找到自己的應對方式。”

他同時也擔心，庭審直播的情況會遭遇傳播時的“娛樂化”問題，大部分人關注到的都是一些有趣的點，非常碎片化，至于案件整體的邏輯和是非，反而被弱化了，甚至引發一些誤解。希望媒體報道時能夠更負責任，完整呈現庭審全貌。

也有不少人對輿論的反應并不那么在意，認為這反而會成為一個法治教育的機會，“從普通用戶的角度來說，大部分人肯定不想快播輸，覺得看個黃片兒沒什么，它不像殺人、搶劫這樣的案子，大家都很痛恨。但反過來，如果輿論反對，法院還是判了，也會體現司法的權威。”北京市京都律師事務所合伙人、全國律協刑專委秘書長韓嘉毅說。

作為律師，他認為直播能夠更好地體現司法機關的自信心和公信力，老百姓也有機會知道，真實的法庭是個什么樣子。

“我們的很多律政劇都是不懂法的人寫的，庭審程序都不對。我的當事人經常問我，你說話時怎么不站起來，電視里律師都是站起來說話的。我們的法庭，律師哪有站起來說話的？這次案件關注度這么高，也說明我們之前的直播還是太少了，老百姓的需求還很旺盛。美國有些州之前也搞過庭審直播，后來取消了，因為收視率太低，覆蓋不了成本。我想以后直播常態化了以后，也不會有那么多人看。當然也跟快播的用戶數量有關，關心的人多。”

有人擔心有關部門的態度，會不會因為這次公訴人表現不夠好，下次就不讓直播了。不過從中央政法委旗下公眾號“長安劍”轉載的一篇文章來看，或許也不必多慮。文章來自新華社前政法記者六神磊磊，標題是“請捂著臉，堅持直播的勇氣”。

（文中陳敏、程偉、劉宏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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