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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1月6日起，上海市住建委會同相關部門對商辦項目進行集中清理核查，在此期間暫停此類項目的網上簽約。所謂“商辦項目”，是在商業辦公用地上建設、可分割出售、原本為商旅人士提供的裝修式公寓，俗稱“酒店式公寓”或“商住房”。目前，由于這類物業將商辦用途的單元(上海規定單元面積不低于150平米、層高大于4.5米)橫豎分隔成小單間，接通天然氣，設置陽臺、衛生間、空調外掛架等生活設施，事實上改變土地和房屋用途而成為“類住宅”。

　　此外，近年來還涌現出另一種“類住宅”，即順應大眾創業潮流下辦公居住空間融合的趨勢，建設在工業用地上、可分割出售的創新型產業用房。大城市各區都要發展第三產業、商辦綜合體等地標，出讓了很多商辦用地。但城市外圍商辦項目“去化”和招商困難，為提高開發商投資熱情，京滬穗深等城市允許商辦項目開發部分“類住宅”。特別是，2016年房價快速上漲，“類住宅”價格(包括租金)僅為同類商品住房的60%，加上其不限購的優勢，成為“剛需”、外來購房人群和房產投資等需求的“出口”。

　　“類住宅”野蠻生長

　　以深圳為例，2004年“類住宅”在商品房成交中僅占比4.5%，2015年上升到11.5%，2016年上升到17.8%，近10年銷售價格年均漲幅達到16.1%；北京“類住宅”市場更火爆，2016年全年成交商住房6.8萬套，比2015年增長196%，接近全年普通住宅成交的1倍，占商品房成交總數的60.1%，成交均價達到2.9萬元，比2015年上漲14%；2016年，上海商住房成交275萬平米，同比增長145%，商住房銷售均價達到2.57萬元，同比增長23%，目前在售樓盤消化周期僅5.3個月。

　　首先，“類住宅”違反了土地用途管制、城市分區規劃，造成城市生活和生產功能區混雜穿插，用地效率較低、“城市病”突出；其次，“類住宅”大行其道，擅自改變房屋內部結構的空間分割愈演愈烈，消防和安全形勢嚴峻；再次，缺乏配套的“類住宅”盛行，導致住房投資氛圍惡化，人口管理失控；最后，“類住宅”游離于住房統計，或導致未來住房供應過剩和風險爆發。2015年5月，北京啟動通州商住限購，意圖在于，通州是疏導首都功能的行政副中心，而非泡沫集中地或又一個“睡城”。

　　京滬深進入“存量房”時代

　　京滬深等大城市“類住宅”泛濫，與大城市空間需求轉向存量用地盤活有關。近年來，國家嚴控大城市邊界，新增供地“負增長”，比如《上海市城市總體規劃(2016-2020)》顯示，上海規劃建設用地總規模從原來的3226平方公里調減到3185平方公里。同時，近期結束的2016年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大城市未來供地“三原則”，即盤活存量用地、增加住宅用地比例、與人口流動空間趨勢相適應。

　　因此，對京滬深等大城市來說，未來只能向存量要空間。近年來，京滬深等城市第三產業對 GDP的貢獻率已超過70%，但45%左右的存量建設用地仍舊為工業用地。從地均產值和人口密度看，工業用地有必要向第三產業、住宅傾斜。但是，掌握土地的國企、園區，希望盡享土地開發紅利，不愿繳納功能轉換的巨額出讓金，無力做住宅片區的公共配套，結果是存量盤活局限在原用途，政府也有以土地換取對低效國企長期補貼的想法，這也是“類住宅”異軍突起的原因。

　　筆者調研發現，上海很多老牌國企動輒占據數平方公里土地，都成立旗下開發公司或聯合開發商成立置業公司；深圳工業用地和園區改造，也在向 房地產 轉移。起初，大家一窩蜂地開發創意園區、寫字樓。商業辦公過剩后，便轉向打擦邊球的“類住宅”。“類住宅”反映市場對住房需求旺盛的態勢。如前所述，買這類住宅的多為剛需、被限購者或投資客。問題是，這些區域本身規劃為商業辦公，居住氛圍差，缺乏教育、醫療等公共配套，需求過旺必然是無效供應和資產泡沫衍生。

　　因此，京滬相繼控制“類住宅”市場蔓延很必要。但從人口流動、新增供地潛力看，大城市增加宅地和盤活存量已處于倒逼境地。一方面，“類住宅”繁榮是政府監管與市場突破監管的結果。銷售類住宅需求旺盛，一味地從需求端“堵”很難奏效；另一方面，也是規則限制與市場突破限制的結果。大城市宅地需求、存量用地盤活訴求強烈，但土地用途管制，片區規劃限制，各區都要發展政績，加上國企負擔重，土地調整功能成本高，造成一邊是住宅需求嗷嗷待哺，另一邊是商業辦公、工業用地嚴重過剩，中間夾著供應效率低、野蠻生長的“類住宅”。

　　從“堵”向“疏”轉變

　　2017年及未來，增加大城市宅地、盤活存量用地、抑制資產泡沫，不僅是 房地產 市場的主題，也是樓市供給端的重大變化，更是長效機制建設的重點內容。目前，“類住宅”的蔓延有違于上述目標的實現。筆者認為，監管從“堵”變為“疏”是控制“類住宅”市場蔓延的關鍵，這就要從土地用途管制和規劃等方面，開展體制上的改革和機制上的創新。

　　首先，存量工業用地很多集中在城市中心區，盤活的經濟價值和社會價值很高。要以地均產值、就業人口為剛性指標，建立劃撥類工業用地和園區騰退紅線，觸及紅線的工業用地和園區一律由政府收回。

　　其次，以土地出讓凈收益全部用于 公共服務 設施供給投入為切入口，加快推進低效工業和商業片區轉作住宅片區的規劃調整，降低存量用地盤活成本，增加住宅用地有效供應；控制地方政府基于短期 固定資產投資和稅收考量的低地價招商政策，避免低效工業用地屢屢登堂入室、商業綜合體遍地都是，避免隨后變相發展房地產業，“子產業”大過“母產業”的亂象，給“類住宅”蔓延創造空間。

　　最后， 新興產業 要從“落地”變為“落房”。地方政府給予新興產業扶持是必要的，但要從過去的土地支持變為給辦公空間支持，避免新興產業利用多余的用地發展房地產。

　　◆對京滬深等大城市來說，未來只能向存量要空間。

　　◆從人口流動、新增供地潛力看，大城市增加宅地和盤活存量已處于倒逼境地。因此，京滬相繼控制“類住宅”市場蔓延很必要。

　　◆監管從“堵”變為“疏”是控制“類住宅”市場蔓延的關鍵，這就要從土地用途管制和規劃等方面，開展體制上的改革和機制上的創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