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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顆來自澳大利亞塔斯馬尼亞島的櫻桃，從靠泊洋山保稅港區碼頭到查驗后放行，最快需要多長時間？上海給出的答案是：6小時。

　　如此迅疾的速度，得益于上海自貿區成立3年多以來致力攻堅的核心任務—制度創新。

　　2013年9月29日，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正式掛牌。至此，聳立于浦東外高橋保稅區的那座醒目的“海鷗門”，被賦予了全新的意義和使命。一場聚焦制度創新的“國家試驗”從這里起航，“自貿區”的概念也從這里飛入尋常百姓家。

　　華中科技大學教授、博導、自貿區研究中心執行主任陳波在接受時代周報記者采訪時認為，上海自貿區成立3年多以來的最大亮點，在于為了營商環境而進行的制度改革，如國際貿易“單一窗口”的建立、對特殊產品開通快速的“綠色通道”、在營業執照申請上從審批制到報備制的轉變等，“對企業來說，制度上的轉換和改進可使營商環境得以明顯提升，這種提升在過去十幾年間被提過無數次，但事實上都沒有突破，而上海自貿區在這方面完成了實質性的突破”。

　　營商環境取得“實質性突破”

　　上海自貿試驗區建設3年多以來，試驗區內新注冊企業4萬家，超過掛牌前20多年的總和。

　　去年6月，跨國醫藥巨頭諾華集團斥資10億美元，在浦東張江高科園區興建了全球第三大研發中心，這也是目前中國最大的綜合性國際前沿醫藥研發平臺。

　　對于是否要落戶張江，諾華曾經猶豫徘徊長達10年之久，其中最大的“心結”就是監管瓶頸。“醫藥研發與一般實驗室不同，它需要進口大批實驗樣品和試劑，但這些樣品每次進口量不會很大。”過去，檢驗檢疫部門按照一般貿易的進口方式對醫藥研發試劑進行監管，“每批試劑進口都要審批，耗時可能多達20多天，等審批完，一些試劑的活性也消失了。” 諾華上海研發中心首席運營官蔡克文介紹道。

　　隨著上海自貿區的制度創新，上海國檢局在自貿區內摸索出了一套針對生物醫藥研發機構的監管新模式，與國際慣例接軌，使得諾華上海研發中心能真正起到全球研發的功能。如此一來，讓諾華徹底放下了“心結”，最終拍板將研發中心落子張江高科園區。

　　上海財經大學自由貿易區研究院副院長孫元欣在接受時代周報記者采訪時強調，上海自貿區的改革成就，具體體現在投資自由化、貿易便利化、金融開放創新、稅制法治環境改善、政府轉變職能、科技創新和區域經濟合作七個方面。其中，又以投資自由化即投資管理體制的改革成績最為突出。在對外商投資實行的“準入前國民待遇+負面清單”管理模式中，“負面清單”進一步對內資進行梳理，又建立了市場準入負面清單。

　　另外還有服務業擴大開放、境外投資管理制度改革，最終實現自貿區的外資比例達到了20%。此外，自貿區和國際接軌，有力地支持了中國和美國的投資保護協定談判，表現出中國積極參與國際新的投資貿易規則體系的建立。這一制度的建立方便外資進入，同時有利于中國企業走出去。

　　上海牌制度紅利釋放全國

　　2016年12月6日，上海市政府發展研究中心智庫課題組發布的《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建設三年總結和評估》報告顯示，自貿區的一批制度創新系統集成成果已逐步在全國復制推廣，發揮了先行先試、示范引領、服務全國的作用，實現了預期目標。其中，又以負面清單管理為核心的投資管理制度最為矚目。

　　以上海海事局為例，3年多以來，海事局已取消行政審批項目7項，占比25%；取消行政備案項目8項，占比93.18%，停止實施行政備案項目26項；取消行政事業收費項目16項，占比61.54%；暫停實施相關規定類項目4項；分批下放25項行政審批項目至自貿區海事機構。“我們積極穩妥推進簡政放權系列舉措，突出一個‘轉變’，打通改革‘最后一公里’。”上海海事局黨組書記、局長陸鼎良表示。

　　2016年12月31日，據新華社報道，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對上海自貿試驗區建設作出重要指示強調，建設上海自貿試驗區是黨中央、國務院在新形勢下全面深化改革和擴大開放的一項戰略舉措：“3年來，上海市、商務部等不負重托和厚望，密切配合、攻堅克難，緊抓制度創新這個核心，主動服務國家戰略，工作取得多方面重大進展，一批重要成果復制推廣到全國，總體上實現了初衷。”

　　習近平總書記亦對上海自貿區的下一步建設作出新指示：對照最高標準、查找短板弱項，研究明確下一階段的重點目標任務，大膽試、大膽闖、自主改，力爭取得更多可復制推廣的制度創新成果，進一步彰顯全面深化改革和擴大開放的試驗田作用。

　　在上海財經大學自由貿易區研究院副院長孫元欣看來，總書記的最新指示包含三層遞進之意：第一，對上海自貿區三年來的工作給予充分肯定，鼓勵上海自貿區繼續大膽試、大膽闖、自主改，持續發揮排頭兵的作用；第二，希望上海自貿區再上新臺階，研究明確下一階段的重點目標任務；第三，希望上海自貿區發揮重要作用，取得更多可復制推廣的制度創新成果。

　　“國家領導人給予明確的支持和贊揚，突顯了國家對改革支持的態度，對改革者的肯定。”陳波著重對時代周報記者提到了指示發表的節點意義，“12月31日翻過來就是2017年，這一年，黨的十九大即將召開，‘十三五’規劃進入加速度階段，國家希望在2017年看到更多深化改革的政策，出現更多的改革亮點，并希望其他地方也能夠積極跟進，放開膽子、大膽嘗試，爭取在不久的將來，能夠繼續將上海的制度紅利釋放到全國，為我國的經濟增速做出應有的貢獻。”

　　對標最高標準，直視“短板弱項”

　　2016年9月，全球矚目的G20杭州峰會舉辦前夕，黨中央、國務院決定，在遼寧、浙江、河南、湖北、重慶、四川、陜西新設立7個自貿試驗區。至此，自貿區的“朋友圈”擴容至11個，自貿區改革也已由上海的“1.0時代”進入到如今的“3.0時代”。曾經一枝獨秀的上海自貿區，選擇直視自己的“短板弱項”和“薄弱環節”。

　　1月5日，上海市委召開常委擴大會等一系列會議，研究上海自貿試驗區下階段改革創新工作。中央政治局委員、上海市委書記韓正在會議中表示，要對照最高標準、查找短板弱項，在發現問題、解決問題中聚重點、求先行、抓突破。

　　“上海自貿區的制度創新是在我國現有的政府管理體制下展開的，比如貿易便利化方面有很多部門在管，比如國家質量監督檢驗檢疫總局海關邊防等，大家分頭行動，就造成現在的制度創新要么各自在各自的領域里做，或者結合起來做一個‘單一窗口’，但改革仍然是分條線的，分散化、碎片化傾向比較嚴重，系統集成度有待提高。”孫元欣對時代周報記者分析道。

　　而在陳波看來，上海自貿區目前最主要的“短板弱項”體現在金融開放上。

　　對所有發展中國家哪怕是發達國家而言，金融開放始終面臨一把雙刃劍。開放程度低，不利于融入國際經貿合作和往來當中；開放程度高，又容易引起金融波動甚至金融危機。陳波分析說，我國目前在金融開放方面走得比較緩慢，客觀原因有兩點：一是現在國內外經濟金融環境不穩定；二是我國原有金融體系—由國有經濟即國有銀行、國有金融機構把持造成整個金融體系相對于發達國家比較脆弱和幼稚，金融部門在配置金融資產時效率比較低下，同時我國相關監管機構對金融監管知識和技能的掌握還遠遠不夠。“進行改革和開放，以市場的指導和法律法規來規范金融行為，對管理經驗不足的金融管理者來說可能很難。”陳波說道，“國家在金融方面非常審慎，在自貿區改革中只有上海自貿區能夠做金融改革，在開放的同時積累政策經驗。但即便在上海自貿區這樣一個全國監管人員素質最高的地方，我們目前的金融改革依然落后于大家的預期。”

　　此外，陳波指出：“上海自貿區對‘負面清單’本身的意義、內涵和外延理解得還不夠透徹，導致很多外商投資者處于逡巡狀態、不敢貿然前進。‘負面清單’不是為了對外商進行特殊的招商引資而給予的優惠政策，而是要制造開放型營商環境的一個規章制度，其規定是法律不禁止或者不限制即享受準入前國民待遇，即外商、民企和國企在同一起跑線享受同等待遇。現在很多官員，在執行當中僅僅把‘負面清單’作為吸引外商的一種手段，忽略了對民企的開放，會引起反彈和誤解。”

　　針對以上短板，陳波建議：“從上海自貿區自身來說，下一步改革的主要任務在金融和法治即‘負面清單’方面。”陳波建議，“負面清單”已經在上海自貿區內進行了長達三年多的實驗，一定要進行相關評估和總結—尤其是大數據的總結，對自貿區“負面清單”的實驗效果、目的和意義進行自我檢驗。